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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食的代價

作者 曹東勃

民以食為天。吃,幾乎是包括人類在內的動物的本能,并在漫長的人類進化過程中承載了更多的意蘊,發展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飲食文化。對吃什么、怎么吃、何時吃、在哪吃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不過,《吃動物》一書并不討論這些問題,而是對兩個問題作出思考:我們為什么要吃肉?如果我們知道肉是被如何送上餐桌的,我們還會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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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通俗社科類作品,《吃動物》并不試圖更為精微細致地闡述理論,而是巧妙結合哲學、文學、科學和作者的臥底經歷,突出展示現代工業社會中,為了讓肉更便捷地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環境、政府和第三世界付出的代價。作者并不諱言自己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但這本書的不同之處恰在于對肉食者的“同情之理解”。

人為什么要吃肉?以色列的演化經濟學家奧菲克曾給出一個解釋。距今一百八十萬年前到兩百萬年前,人類進入了狩獵和根塊采集的時代,實現了由完全的食草動物向雜食動物的轉變。即是說,人開始“吃動物”了。這種轉變需要有一定的生產技術、社會組織和生理結構支撐。首先,人學會了使用火,降低了消化難度,建立了中心-四周的輻射狀采集和狩獵生產方式,告別了逐水草而居、邊走邊吃的起居習慣,逐漸形成復雜的分工合作模式。其次,食草動物以植物為食,在獲取過程中消耗的能源較少,但在消化過程中消耗能量較大——因植物富含毒素,所以食草動物需要相對強大的腸胃來反芻;食肉動物以食草動物為食,并不需要很大的消化器官來分解有毒物質,卻需要相對強大的腦來設計追捕獵物。考古學家的發現表明,原始人類大腦容量的驟增與腸胃容量的驟減也大致發生在這一時期。幾百萬年來,人作為雜食動物,其食譜結構并沒有顯著的改變。

近二三十年來,一些新生代的人類學家傾向于從性別視角解釋這一變化。他們認為,人類的祖先最初是素食者,后來為適應新的環境帶來的挑戰和機遇,發展出雜食的習性。因為狩獵收成不可靠,史前人類更仰賴于采集活動,而女性是早期社會中采集食物的主角。直到后來,關于人性的男性主義假設漸成主流,對“人作為狩獵者”這一形象的描摹遂成標準刻板。男性氣質代言了人類這一種別的全部,好戰者、侵略者、掠食者成為狩獵時代人類的一張名片。肉類以及肉食行為,具有這種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所需要的象征意義——肉是陽性而有力的食物,“真正的男人”就要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相形之下,素食則是女性的食物。肉食還被貼上豐裕與成功的標簽,是社會地位的象征,更是好客的標志。

然而,站在今天回望,盡管多數人已欣然接受食用動物是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但根據記載,人類確曾對此所造成的暴力和死亡感到深深的矛盾,并留下各種古老傳說。不同的文化架構下,“怎么吃”的倫理規約表現出不同的風貌:印度禁止食用牛肉;猶太教講究屠宰過程干脆利落;俄羅斯的苔原上,雅庫特人聲稱是動物來一心求死。文明起源于偽裝,人們常用謊言遮蔽戾氣以自我確證善意的存在。古希臘神諭指示人們,在宰殺動物之前,要在其頭上灑水,當待宰動物上下點頭以甩掉頭上的水時,意味著它點頭同意自我犧牲。以色列的傳統儀式中,紅色母牛為替以色列人贖罪,必須自己步行到祭壇前,否則儀式無法生效。諸多神話的背后,隱含著一種交易邏輯:動物“選擇”了逃避自然和自由,投向人類的懷抱并接受馴化,人類向它們提供食物和庇護,而動物向人們提供蛋、奶、皮毛乃至肉體和生命。這種對吃動物行為的慢條斯理的包裝和邏輯鏈條冗長的倫理辯護,早已在諸多文化中沉淀為不可抹去的傳統與習俗。

本書作者弗爾并沒有滿足于從一般的倫理學視角做出素食主義的應然判斷,而是通過對若干養殖場的親身探訪和對相關人員的深度訪談,呈現出一些數據和事實。他認為問題的惡化來自于農場的工業化或養殖業的工廠化。從歷史上看,這一趨勢首先出現在農產品加工環節。早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從美國的辛辛那提到芝加哥,屠宰場、肉聯廠就大規模出現了。在這些加工廠中,從宰殺、放血到分解處理各個環節都由專門人員替代了原來經驗豐富的屠夫。亨利·福特后來也證實,屠宰業流水線生產的高效率給他以極大啟發,他將之逆向運用(從“分解”到“組裝”)到汽車工業,引領了一場制造業革命。不過,這種集約化趨勢,主要停留在農產品加工領域。直到1923年,美國一位家庭主婦史迪爾開創了現代畜禽產業。史迪爾原本只負責照料家中飼養的一小群放養雞,而當接到一張五百只雞的訂單時,她并沒有回絕。為度過嚴冬,她將這些雞關在室內飼養,并在飼料中加進營養補充品,這些雞在新的喂養方式下存活下來了。十多年后,她飼養的雞數目就達到了二十五萬只。
工廠化養殖業的勃興,得益于兩方面的技術進步:一類是以機械化、電器化、自動化為代表的物理技術進步,自動化喂飼、供水、溫控、燈控和風控,使禽類養殖更為密集,生長周期也大為縮短;另一類是以基因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進步,通過在飼料中摻雜藥劑和抗生素刺激生長、抑制疾病特別是控制變異。1946年,在美國農業部支持下,舉辦了“明日之雞”競賽,目的是選拔那些以少量飼料培育出擁有肥厚胸脯的雞。1950年代,蛋雞與肉雞在功能上開始分化并被分類“培養”。

政府的角色也悄然發生著改變。1928年,美國總統候選人胡佛喊出了“豐衣足食”的競選口號。隨后的羅斯福新政更是在世界范圍內引領了一輪政府干預、支持和補貼農業的新風尚。大量生產、大量消費,這被認為是通往豐裕社會的幸福快車的兩個輪子。訴諸價格扭曲的方式刺激人們的消費欲望和生產熱情,以科學技術的進步支撐產能的擴大,成功地創造了半個世紀以來食品帝國的奇跡。一方面,食品價格相對于其他產品價格的變化速率是緩慢的,肉價亦是如此;另一方面,一場以農民進城為核心特征的全球性人口流動和城市化浪潮大幅減少了全球范圍內的農業勞動力,在一些國家,農用土地的數量也在減少。

城市消費需求的增長、養殖成本的增加與肉價的平穩,這三者合力將傳統的家庭式農場引向工廠化經營的新路,規模化成為迫不得已的選擇。只有不斷擴大養殖規模、增加動物產能、降低成本,才可能獲利,這是最明顯的經濟理性。一個從前只需飼養五十頭牛的養牛場,如今至少要飼養一千多頭牛才能生存。小規模的家庭式養殖為求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不致傾覆,也多相互合并組成專業的畜產合作社。以工廠化養殖方式出產的食用肉占據消費市場的主流。在這種激烈的現代競爭中,工廠化養殖業最關心的是:如何讓牲畜在短時間內更快地生長、如何節省畜養空間、如何最富有效率地喂食牲畜——使之多食一分則浪費、少食一分則不足。

工業化武裝了農業,一切看起來很美,全球肉食者數量飆升至空前高度,越來越多的人卻開始追求返璞歸真。養殖方式的急功近利甚至已引起行業內部的巨大不滿。弗爾采訪的一位傳統雞農告訴人們:“你在超市購買的火雞沒有一只能夠正常行走,遑論跳躍或高飛了。它們甚至無法自行交配……火雞腿是否應該再短一些,膝蓋骨應再縮小點?人類偶爾產下畸形兒,我們不希望下一代重演悲劇,卻對火雞這么做。”飼養肉雞的第一個星期要二十四小時施以照明,促使其多吃飼料。隨后再減少照明,一天熄燈四個鐘頭,借以調教出雞的最短睡眠時間。這些工廠化養殖的速生肉雞,在人為控制的環境中,長期處于非正常的作息狀態。長久的照明、狹小而污穢的空間和病菌感染的高風險足以令其身心大亂。

由于畜禽養殖效益比較低,管理不嚴,絕大多數養殖場沒有污染處理設施,將畜禽糞水直接排出,其所含的病原微生物和有機氮等,常常會造成土壤和水質的污染。一個本土的案例是,廣東東莞市以行政手段從2009年1月1日起,全市禁止養豬。應當指出,“禁豬令”的出發點是治理養豬造成的環境污染,這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城市對大規模的現代養殖業的擠壓和傲慢,但也的確戳到了命門。這之后不久,網易公司的丁磊就宣布進軍養殖業,希望探索一種新的無污染養殖模式。這個事件多少反映出中國消費者試圖掙脫這既不安全、又同質化得有些乏味的現代食品體系,另覓新路的渴望。

工廠化養殖的間接后果是全球谷物消費結構的重大變化。深度卷入現代市場體系的養殖業成了推動現代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結構調整——的一大動力。在美國,大多數的牛奶是工廠生產的。農民為奶牛而種植莊稼,收獲莊稼,將它們切割成可入口的碎片,然后飼喂奶牛。悉心關照動物、在意食物生產來源的傳統農民形象已成為田園詩般懷舊情緒的一部分,如同以往打電話時負責傳聲的接線員一樣。以機器代人力的“看不見農人”的農場,是工業邏輯下農業發展的歸宿。

農業服務于工業、種植業服務于養殖業、低附加值服務于高附加值,這似乎是一條市場鐵律。美國有近百分之七十的谷物,是被用來飼養牲畜的。不獨美國,一些剛剛解決了“人的口糧”問題的發展中國家,面對經濟增長和國民收入提高帶來的消費結構升級,也不得不立即又投身于滿足“豬的口糧”、“雞的口糧”等飼料用糧的新戰役之中。當地球上有近十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人們還將近一億噸的谷物和玉米制成生物燃料時,聯合國特使就聲稱這種行為是“違反人性的罪行”。而養殖業每年耗去七億五千六百萬噸谷物,又該當何罪?素食主義者就此將矛頭尖銳地指向工廠化養殖業與肉食者。他們指出,食肉是獲取能量效率較低的一種方式,用來喂養牲畜的所有谷物可以喂飽五倍數目的人。大規模的肉類制造業吸收了龐大數量的各種形態的原料和能量,卻只生產相當少量的成果給人類,就生態、營養以及熱量而言,是得不償失的。而在享受這種相對“奢侈”食品的同時,對全球性的饑餓坐視不管,這種食品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上的嚴重失衡也是一種不能容忍的現代性病癥。

這種現狀應當如何改變?《吃動物》的作者顯然非常矛盾,這大概也是一切素食主義者會普遍面臨的困境。弗爾多次提及他的外婆在二戰期間躲避德軍的故事。在那種惡劣的生存條件下,一個俄國農夫從屋子里拿了一塊肉給她吃。但她拒絕了。“為什么?”“不為什么。”“因為不符合猶太教規?”“當然啦。”“就算能靠它活命都不吃?”“如果什么都不在乎,何以值得挽救?”弗爾將很大的希望寄托在這種宗教的規約或道德的自覺,希望在“以人為本”、強調人的主體性的現代社會,改善農場動物的遭遇。很多素食主義者也采取求諸己的方式,認為只要個人茹素,總能點滴改善、星火燎原。他們熱衷于從抽象的比較人性與動物性的哲學論辯中,發掘人對動物的憐憫之心,進而伸張動物權利、保障動物福利。這些缺乏歷史維度的主張,在高度物化和商業化了的消費社會、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現代經濟系統的銅墻鐵壁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吃動物》并沒有描繪一個大圓滿的結局。在人口膨脹、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當下,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家庭式養殖,只能是規模化、集約化、工業化改造傳統農業過程中偶爾泛起的幾朵浪花,表達了消費者對現代農業系統的不滿。其改弦更張,卻非一朝一夕之事。后現代的都市人將自己對現代性苦痛的糾結和抱怨移情于鄉村。城市中的動物福利組織成員,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實際上都在某種程度上宣揚和代表了某種傳統的農村價值:敦親睦鄰、天人合一、愛戀土地、尊重生命。但世界已然改變,在新世界中,一句“何不食素”的反詰恐怕并不比昔年的“何不食肉糜”高明多少。

這種幾乎是在兩個“平行空間”進行的“雞同鴨講”的“穿越”,有時是無心之過,有時則是有意為之。北大的姚洋教授曾有這樣的親身經歷,當他在威斯康星讀書的時候,與一位美國同學討論環保問題。該同學建議中國人不要學美國,不要用冰箱,那樣會毀壞大氣層。姚洋就問她,如何儲藏東西呢?該同學的建議是可以用地窖之類的前現代手段替代。姚洋又追問,那你們美國人呢?該同學的回答是,我們美國人已經養成習慣了,沒法改了!這類雙重標準、富貴病和偽道學,在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著。而對素食主義這個話題,所能做的,恐怕還是經濟的歸經濟、文化的歸文化。生產方式中的現代弊病,很難以生活方式或個人偏好的簡單轉變來救治,它更有賴于制度的建設性改良和經濟的可持續成長。從這個意義上說,《吃動物》為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預先思考的好問題。

文章來源:豆瓣(刊于《東方早報》2012-03-24)

原文鏈接:http://book.douban.com/review/5405673/

圖片來源:當當網

書籍信息

    《吃動物:一個雜食者的困惑》

  • 作者
    喬納森·薩福蘭·弗爾 (作者), 盧相如 (譯者)
  • 出版社
    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 定價
    ¥29.80
  • 出版日期
    2011年10月
  • 裝幀
    平裝
  • 開本
    16開
  • ISBN
    9787561356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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