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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建,一段帶有罪惡感的回憶丨孫君

作者: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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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無知,就是不懂。或者以為懂了,還視為真理。

從2003年新農村建設至今,已經走過了十六個年頭,在這十六年,人們看到的是村落一個個沒落了,而城市卻在這一過程中振興了。我們是振城還在振村?我開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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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一次,大約在12年前,在浙江某縣,參加由一群教授做的現代農業的規劃設計研討會。會上,面對企業從農民手上轉租的農田,縣委縣政府請來三名院士,五個博導,一群教授及眾多專家與學者,還有一些本地鄉鎮干部,一起討論在600畝土地上如何實現現代農業規劃與設計。我笑著說“這是高射炮打蚊子”。之前請的是荷蘭規劃設計師做的現代設施農業,又請了國內某某一流大學做了智慧農業,請了策劃公司做5A山水田園等都附之東流。我是被請來做落地項目,不過我與鄉鎮干部坐在最后一排。

會上對600畝土地如何進行實現全面現代化、高效、生態、有機、精確、智慧、規模化等開展了一系列的討論與論證。受邀的專家學者說得眉飛色舞、引經據典,會間有領導問他們有沒有成功案例可以去參觀,他們回答沒有,我很驚訝。

會議進行了二天,鄉鎮干部一句話沒有說,感覺會上說的是天書。鄉村干部聽不懂,領導、媒體與企業家全聽懂了,我也是聽懂了,一個字“扯”。每個邀請參會者都有很大的紅包,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自然就說得好,我也拿了一個大紅包,拿了錢一定要說幾句的,這是規矩。

我說:“今天的會是一次沒有意義的會,基本是難落地,或者就不可能落地。如果真的想做農業現代化,請幾個村干部來,他們想的才是靠近落地,不能落地的規劃就是次品,這樣的項目除了破壞土壤,破壞生態,還有一點,就是告別真正的有機農業”。

我說完后,很多人在笑,我心里明白他們笑什么。會后我與縣領導溝通:為什么你要這樣做?明知道這些討論是無效的,還要開這個會?領導說這是國家項目要求,我們知道他們都沒有種過田,可是國家級項目就要找到國家級專家來評定項目。明明知道院士與博士說的話讓鄉鎮干部感覺很可笑,可是國家需要、領導需要、項目需要,關鍵是企業家需要。

我作為設計師或專家,此時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跟隨吹捧,一種是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選擇自己的觀點,可惜整個會場只有我一個人反對,自然成為大家最不喜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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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縣領導很生氣,項目自然也做不成了,院士與學者也不喜歡我。鄉鎮干部還好,常與我聊天,說目前中國離現代農業越來越遙遠。中國離農業現代化最近的時代就是村書記陳永貴任國務院副總理時期。

從現實情況來看,村干部或許會犯錯誤,但村干部絕不會犯原則性的問題;專家與學者要么不犯錯誤,專家與學者一旦犯錯誤一定會犯原則性的問題。那時候,有農技推廣站、農機站、水利局等。專家學者,領導干部等生活在鄉村,工作在農田,調查研究在現場,他們才是真正的農業專家。

農民在這600畝土地上種了幾千年,鑄就了世界上公認的、最可持續的農耕文明,也是唯一一個開啟5000年與自然平衡,不污染環境的行業。這次項目評審會上,院士與博導們說到“三位一體的現代農業”,我就笑了。幾千年以來,農民早就實現了“六位一體”循環經濟:田人合一,家禽合一,村祠合一,孝道合一,城鄉合一,家國合一。今天“三位一體”注定是倒退了,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能種出有機蔬菜,沒有一家能賺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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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擁有了這么好的科學技術與國家政策,理應超越任何時代的農業,為什么會出現棄農重工、棄農重商。為何不能農工并行,傳統與現代融合呢?

真可謂“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這到底是什么原因?細細想想,與我們的一些所謂的學者與專家關系很大。現在很多地方的領導大多為非專業的領導,他們的觀點一般來自專家學者。規劃設計圖上,專家學者簽字了領導才敢開工(當然也不排除不少領導權力超越法律之人,也很多)。

眼下的院士、博士、教授及領導,絕大多數己是只知道如何不種田了。下鄉游,說鄉愁,不知愁,他們說的話一概是:農民愚昧,農村落后,農業沒有前途。農民缺少文化,農民不懂科學,農民沒信仰,不懂有機農業。給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知識分子的墮落是一個社會最后的絕唱。城市文明人投入鄉村是對是錯,到今天為止,我依然說不清,我們只能讓歷史來說吧。

一句話,西方什么都是對的。這種言論似乎已不僅僅是幾個院士與博導的問題了,其實整個城市中的文明人都是這種觀點。

不客氣地講,我們現在很多的開口理論、閉口西方的專家學者其實一點都不了解傳統農業,不知農耕文明的真正含義。農業與今天的工業文化相比是落后了,農民是缺少知識與技能,小農經濟落后,可是不能因為落后就拋棄農民,拒農民于市場之外,而是如何幫助他們,畢竟我們有六七億農民,他們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農耕文明。心疼的是,院士與博導們的理論與觀點讓領導們聽得如醉如癡、視為圣典。唉!一切遠離初心,離得太遠太久了。

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應該說是有遠見的理論。可惜我們很多官員只是臺上喊喊,更可笑的是專家學者用吃奶的力氣解讀領導的口號。說實話,按今天的工作方法,再有10年鄉村也很難看到振興。方向錯了,一切努力都是游戲。

今天,會種田的不會寫論文,懂農業的沒有職稱,把菜種出有機的農民又沒有公司、發票、產品論證、商標注冊……一切標準與市場都是為城市與企業家開的,對農業與農民是紅燈,對城市與企業是綠燈。

該農業的事交給農民,該加工的事交給公司,該農業技術開發的事交給科技技術人員。各歸其位,專業人做專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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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幾年,在一次會議上遇到該縣領導,我們又聊起此事,縣領導說,所謂的現代農業,就是城市化、園林化、標準化與市場化,是與農民爭奪利益之路。

花100萬元產出1000元的產值,用5—10年把肥沃的土地變成有毒的土地。院士、博士發了論文,領導完成現代農業成果,最后農民收拾600畝爛攤子。這種事情已進行了幾十年,幾乎換一任領導做一次。唉,未來20年,國家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社會穩定、農民組織化重建、鄉村倫理、生態修復、土壤污染、農田與宅基地遺留問題等等。基礎性工作不做,整天花里胡哨。

過了一些日子,該縣書記好像想明白了,又再次請我調研做項目,我不去,因為院士與學者太多,去了感覺添亂。縣書記說,我們折騰了近十年,無一結果,想想還是請您,不能落地真的不行。您說得對“只要不是農民為主體,什么文件與項目都是錯的”。

故地重游,這600畝地依然如故。我順便問起上次關于“現代農業項目論證”之事,領導說:“項目批了,600畝地還是地,規劃落不了地,企業資金鏈斷裂,農田還不了農民,地荒在那里,領導工作重點又轉移了。

40年前,全中國人民吃的都是有機的,今天全中國人民談吃色變,真是笑話,也愚蠢至極。這種無聊與荒唐的事,企業甚至是一些部委最有興趣。從2003年至今,不少部委批發的文件都是自說自話,幾乎都是對農業不利的,還有一些是破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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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現代農業,是企業打著為農民的口號,指鹿為馬,很多是套取國家項目資金,是學者專家與企業聯手。在人們看來,好像政府是在一心一意為富人服務,企業的錢賺得合情合理,國家的錢也只是給富人。

鄉鎮干部與我聊天,在一起算了一筆賬,說到這600畝地就很生氣。近二十年做的鄉村建設,所謂大項目,基本是套取國家項目資金,把大家的錢送給企業家,每次規劃設計與論壇的費用極大,就我們這600畝,大約要用160年才能掙回來。也就是說從清朝那時就開始種田,種到今天也付不起600畝地所創造的價值。說完我們笑死了,笑什么?這笑容在心里比哭還傷心,這個傷感讓我欲哭無淚,是愚昧還是無知?是愚蠢還是罪過?除了農民,其余的人都富了,這個結果很是讓人感慨。

請來的專家學者,他們幾乎沒有做過一個成功的農業項目,沒有種過田,沒有生活在鄉村,沒有鄉鎮工作經驗,又無心做調研。把農業交給工業,把農村交給城市,把農民交給富人,我用“傷天害理”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今天的農民處境與狀態足以證明什么叫“罪過”。這個罪過應該歸咎于邀請的領導與相關的政策法規的制定者。

中國近16年,是發展與奮進的歲月,應該是農耕文明發展最好的時代,也是近百年鄉村建設中投入人力與物力最多的時代。然而……

一句話,近四十年中國鄉村從來沒有停下鄉村建設的腳步,從新農村建設,到美麗鄉村,再到特色小鎮,從來沒有停下現代農業的腳步,結果要用160年的產值面對16年的折騰。

《孫九條》中有一條“我的項目評審,不準學者、院士評審(鄉村干部可以)”,就是從這段慘痛歲月總結出來的。后來索性建立了自己的、專業服務于鄉村規劃與設計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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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不反對院士與博導,農耕文明需要他們,自古在農業的道路上一直有他們相伴。我們更需要企業家與社會資本,沒有他們農業不可能融入現代農業。只是一定要明白誰是主體,我們是來幫助農民與農業,而不是代替與掠奪。更不是讓農村空心,讓土地污染,讓農村失去自治,讓整體中國人遠離有機與原種農業。所有這一切是千年之內唯一出現的一次現象,關鍵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的期間,這就是問題,也是我們常說的“三農問題”的問題所在。農道聯眾能做到今天,就是因為有一批懂農業、愛農民的博導、教授與官員。

所謂罪過,不是說的別人,而是我自己。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罪過,對不起農民,對不起衣食父母,更對不起5000年的農耕文明。我呢,拿了人家紅包,收了人家的設計費,結果項目沒有落地,原因是該縣的縣委書記與縣長一起調走,新來的領導與我是“秀才遇到兵”,無奈只能離開,深感不安,罪過加無語。我們如果不堅持,項目做不好,做的不是農民想要的。如果妥協,我們項目做不好,丑到惡心又恰恰是老板與官員的審美。最終我們放棄,這是最好的選擇,也是最壞的選擇。

項目在執行過程中,新來的書記與縣長,不停地請有關專家、院士、學者指導和干預我與鄉鎮干部工作,半個月來一次論證會,20天來一個檢查,二個月給領導匯報一下。結果是村干部亂了,鄉鎮干部暈了,設計師瘋了,農民農田黃了,一切為領導服務,一切為企業服務。把農村當城市來建,用城市思維,這是鄉村振興的一場災難。

這讓我感覺一切又在重演,一切又回到曾經。無知真的無畏,此時此刻我特別感慨: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員除了抱企業家大腿,美學、傳統、藝術、生態、古典、規范、標準等基本不懂,不懂又不尊重專業人士。結果是農民也不種田了,村鎮干部消極怠工,農民反對,我也無從下手,最終我只能離開這600畝地,無可奈何。這段日子給我印象最深,這種痛大約過了二年才緩過神來。

風險,來自學者的無知。

問題,來自官員的無畏。

8

?伍

600畝與160年,多么諷刺,可是今天卻不停重演!這十幾年感覺不是鄉村振興,而是為富人服務的時代,為領導服務,是千真萬確地遠離農民,是方向性的錯誤。農民不是主體,城市振興才是目的,結果就是這樣!

罪過,鄉村。

罪孽,無知!

孫君 / 2019年3月2日于北京

孫君 / 2019年3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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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君,畫家,教授,村長助理,北京綠十字發起人、總顧問,中國鄉建院聯合發起人、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城鄉統籌委員副秘書長、中國鄉愁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文物保護基金理事、中國·農道聯盟秘書長、馬鞍山市當涂姑熟姓氏文化研究會會長,半湯商學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以鄉村教育、民俗文化與生態保護作為自己目標,是鄉村自治與環境問題研究者,鄉村建設的實踐者。

著有《農道》(被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館收藏)、《新農村建設方法與實施》、《農理》、《給我三個春天》、《把農村建設得更像農村》、《新農村建設方法與實施》、《回家》等書籍。

文章來源: 3O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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