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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在美國|構建人與自然的未來

作者: 任晴 自然教育論壇 昨天

近年來,“自然教育”在中國迅速發展,各類自然教育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機構的目標、使命不盡相同,卻又有共同之處。全國自然教育論壇的《2016自然教育行業調查報告》[1]認為:“自然教育不是舶來詞,它是吸收了歐美發達國家的理念,又根植于中國文化和習俗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的概念”。這些從歐美國家傳來的理念中,包含了“環境教育、環境解說、自然保育、社區發展、景觀規劃、市場營銷、企業管理等諸多方面”。

在美國的英文語境中,并沒有“自然教育”這個詞。然而在那些部分構成自然教育這一概念的理念、運動、思想流派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中,美國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環境教育、環境解說、自然保護等方面。而中國自然教育的概念,與當今美國的環境教育、科學教育、自然游戲及學習、地方本位教育[注1]等領域和思潮又有相當的重疊與平行。要對這些領域的發展脈絡一一溯本求源,梳理關聯,本文的篇幅與視野力有不逮。然而,簡要領略其中的一些片段與案例,或許能對“自然教育”在美國的發展歷程略窺一二。

[注1]:以所在地的地方歷史、文化、景觀、經歷等為基礎所進行的教育活動,涵蓋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多個科目。類似于中國的鄉土教育。

“學習自然,而不是書本”

美國的環境思想是從19世紀中期萌芽的。1864年,出生于佛蒙特州伍德斯托克、時任美國駐意大利公使的學者、外交家喬治·珀金斯·馬什出版了《人與自然》一書,第一次提出了人的力量能夠塑造自然,因此也對自然環境負有責任這一概念[2]。馬什認為地中海文明瓦解的主因是環境破壞,而相似的情形也正在19世紀的美國上演:隨著歐洲移民大范圍擴張畜牧業、農業,以及城鄉迅速發展帶來對木材的巨大需求,新大陸的原生生態系統被破壞。從那時起,人們開始意識到,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萌生了以“永續利用”為動因的環境保護思想。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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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末,教育界也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學習運動(nature study movement)初現端倪。著名的哈佛大學博物學家路易士·阿格西提出了“學習自然,而不是書本”的口號,鼓勵將博物學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一部分[3]。他在波士頓地區舉辦了數百場講座,還手把手地培訓師范生如何用自然物體在中小學進行科學教學。1891年春天,伊利諾伊州庫克縣師范學校的老師威爾伯·杰克曼,將頭年秋天撰寫的小學科學教育小冊子總結提煉,出版了《普通學校的自然學習》一書。書中對如何利用每個月的自然現象、物候來教授物理、化學、地理、動物學、植物學等內容給出了詳細的指導[4]。杰克曼在書中鼓勵老師幫助學生走到自然中去,讓學生用第一手觀察和體驗進行求知與發現,學習自然科學。這種教育理念時至今日還影響著許多教育工作者。

1891年威爾伯·杰克曼《普通學校的自然學習》中的一頁(地理) 圖/《普通學校的自然學習》

1891年威爾伯·杰克曼《普通學校的自然學習》中的一頁(地理)
圖/《普通學校的自然學習》

美國的科學教育受自然學習運動影響很大。同時,在自然學習運動出現的時候,也正值美國社會開始憂慮未來、反思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破壞的階段。通過自然學習,孩子們更深入地了解他們身處的自然世界及人與自然的關聯,因此這一運動也影響了許多的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使他們更為支持環境保護運動及相關的立法議案。自然學習推動了在戶外學習的科學實踐,影響了后來20世紀上半期環境領域中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如阿爾多·利奧波德和雷切爾·卡森[5]。19世紀初自然學習運動與早期環境運動之間的協同作用,可謂是當代環境教育及其相關理念(包括自然教育)的前身在美國最初的顯現[注2]。

[注2]:19世紀末約翰·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及20世紀早期戶外教育的興起對環境教育的興起亦有推動作用,在此不加詳述。

?“黑色風暴”催生當代美國環境教育

1934年5月9日,一場巨大的沙塵暴席卷了美國中西部的大平原地區。這場沙塵暴從大平原卷起了巨量的表土,翻滾向東,一直刮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撒下了5500噸的塵土。兩天以后,沙塵暴又繼續向東,侵襲了俄亥俄、紐約州、新英格蘭、華盛頓特區等地。這場巨型沙塵暴只是20世紀30年代初“黑色風暴”時期發生的眾多沙塵、干旱災害事件之一。“黑色風暴”共導致了約1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以當時貨幣價值估算),這是天災,也是人禍。大范圍的氣候趨勢變化帶來了長期干旱,而過度放牧、開墾也大面積破壞了原本保護地表的原生草原,窮竭了土壤養分。農作物一旦因干旱而枯死,松散干裂的表土即隨風而起[6]。

"黑色風暴“席卷下的得克薩斯 圖/網絡

“黑色風暴“席卷下的得克薩斯 圖/網絡

“黑色風暴”給美國政府和民眾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也催生了保護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運動[7-8]。聯邦、州、地方各級自然資源管理部門開始將保護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意在喚醒美國民眾對環境問題的認知,讓他們了解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性。1935年,全國教育協會開始牽頭在全美中小學推行保護教育。威斯康辛州更是第一個為此而立法,要求教師具備保護自然資源方面的意識和知識[7]。這場保護教育運動就是美國當代環境教育的前身。

20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環境運動及環境教育領域發展的重要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民眾環境意識的覺醒、原生生態環境的不斷減少,都是重要的助推條件。

1962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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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直接推動了1964年《荒野法》的通過,聯邦政府開始對永久命名為荒野的公共土地以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野生動物保護區等形式進行保護[9]。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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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通過了《國家環境政策法》,旨在“促進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努力防止或減少對環境及生物圈的危害,增進人的健康與福利;增進對生態系統和自然資源對國家重要性的了解;以及建立國家環境質量委員會。”同年,《環境教育》期刊創刊,密西根大學的威廉·斯塔普教授在創刊號上正式發表了“環境教育”這一概念,率先嘗試對環境教育的目標進行定義。

1970

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游   圖/網絡

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游 圖/網絡

國會又通過了《國家環境教育法案》,標志著在國家層面上認可、推廣環境教育。這一年的4月22日,全美兩千萬人走上街頭,慶祝第一個地球日。

1971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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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環境教育聯合會(后改名北美環境教育聯合會)成立[7-8]。在這一系列激動人心的里程碑之后,迎來了環境教育引起全球關注的70年代。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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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大會將環境教育認定為在全球治理環境問題的重要方法之一。

1975

《貝爾格萊德憲章》 圖/網絡

《貝爾格萊德憲章》 圖/網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貝爾格雷德會議發表了《貝爾格雷德憲章》,勾勒了環境教育的框架。

1977

通過《第比利斯宣言》進一步定義了環境教育的目標、原則[7-8]。

《第比利斯宣言》 圖/網絡

《第比利斯宣言》 圖/網絡

這些全球層面的討論和行動所達成的共識,也為當代美國環境教育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意義。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環境教育已不再是當初單一的概念。它不斷生長,伸出的觸角與其它領域、文化進行融合、演變,播出的種子又長成了很多大樹。可持續發展教育、社區發展教育、地方本位教育、公民科學……甚至“自然教育”的概念,也可以看作是這樣的一棵大樹。

不是林間最后的小孩

傳統環境教育體現的是人對自然的責任、對自然資源可持續性的思考。而反過來看,自然對人也有著巨大的影響。近年來,在全球城市化的背景下,研究人員對自然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做了深入的觀察,愈加認識到,接觸自然環境對人類個體的健康、福祉有很多好處。2006年,由理查德·洛夫撰寫的《林間最后的小孩》一書出版后,更是在美國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洛夫提出的“自然缺失癥”一詞,表達了對被電子產品包圍的當代兒童與大自然關系斷裂,以及隨之出現的身心健康問題的擔憂[10]。

大自然是兒童理想的游戲和學習場所 圖/任晴

大自然是兒童理想的游戲和學習場所 圖/任晴

然而孩子們越來越宅的趨勢,并沒有就此改變。普通的美國兒童每周戶外活動的時間少于30分鐘,而且還有減少的趨勢[11-12]。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一些教育機構、學校、老師、家長開始加入到提倡推廣“自然游戲與學習”(nature-based play and learning)的潮流中來,致力于讓孩子們有更多的時間在自然環境中玩耍、學習。

讓孩子們去外面玩并不是什么新鮮概念。在大規模的城鎮化及電視、網絡普及以前,孩子們經常都是在外面玩的。美國19世紀末期,隨著大城市的人口愈發密集,孩子們開始漸漸失去在戶外玩耍的空間。1885年,波蘭裔的女醫生瑪麗·E·扎卡茲烏斯卡到柏林探訪友人時,發現那里貧民區的孩子們在木板砌的大沙盤里玩耍。她回到波士頓后,促成了麻省婦女急救衛生聯合會,在帕爾門特爾街的禮堂門口也建了一個類似的沙坑游戲區[13]。扎卡茲烏斯卡醫生認為,給居所環境逼仄、骯臟的孩子們在戶外提供這樣的游戲場所,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都有好處[14]。

這個沙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專用的公共兒童游樂設施,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用自然材料為兒童創造公共游戲場所,是非常超前的理念。后來類似的游樂設施遍布全美的學校、社區,然而經過一百年的變遷,卻變得越來越單一,使用的材料也越來越工業化。

1899年華盛頓特區參加野外活動的兒童 圖/任晴

1899年華盛頓特區參加野外活動的兒童 圖/任晴

如今這一股新的潮流,讓孩子們到戶外去玩耍和學習,為孩子們提供天然材料作為游戲、娛樂設施,似乎是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公共戶外游戲區的興起、“自然學習運動”、以及戶外教育初現的回潮。然而它也包含了新的意義和訴求。通過研究,如今我們知道,自然環境和自然材料為孩子們提供了充足的空間,有助于他們提高創造力、認知能力、社交能力、行為自控能力、情緒抗性等,因此自然環境在許多情況下都優于人工環境[15-21]。在戶外學習也不再僅限于自然科學,還可以與其它的學科(語文、數學、藝術等)廣泛結合[22]。越來越多的機構、學校、老師、家長開始認可、實踐自然游戲與學習,在理念和方法上,與國內的自然教育有很多共通之處。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一類的項目和教學實踐,一般都不以環境問題作為主要內容和目標,然而已經有多項研究表明,有更多機會接觸自然的孩子,長大以后也更熱愛自然,更有可能致力于環境方面的工作[23-25]。

?“自然教育”在美國

盡管美國沒有“自然教育”這個定義,但是在廣義環境教育領域內的一些思潮,尤其是前文提到的自然游戲與學習、重建人與自然的連接,都與中國的自然教育有許多本質上的共通性。近年來,許多機構和個人開展了大量的實踐。

森林學校或幼兒園、以自然戶外活動為主題的學校、營期在全美各地都有開展。例如佛蒙特州的瑞特艾博森林學校(ReTribe Forest School),授課對象面向6-14歲的孩子,在野外開展教學、游戲。參與的孩子每周有一天不去上學,而是到森林學校度過這一天(早九點到下午三點,與上學時間相似)。在這里,孩子們學習自然、博物知識,野外生存技巧,音樂、手工、戲劇等藝術,在山野間盡情游戲。他們也學習如何與別人合作,建立社區關系,開展關愛自身、熱愛自然、社會公平、可持續性等話題的討論。同時,這所森林學校也為不能全天參與的孩子提供下午三點半到五點的課外活動項目。這樣的森林學校,尤其是森林幼兒園近兩年數量劇增。根據北美環境教育聯合會的調查,截止到2017年,全美已有約250家森林幼兒園、托兒所[26]。與此同時,有很多普通學校、幼兒園的老師也開始希望能有固定的時間帶學生到戶外去玩和上課。一些環境教育機構也針對這一需求,為有需要的老師提供相關的職業發展培訓與支持。

圖/ReTribe網站

圖/ReTribe網站

除此之外,自然游樂設施也開始引起關注。近幾年,許多動物園、公園、自然中心都開辟了自然游樂場,并開展相關的活動。走進休斯頓動物園的自然游樂場,能看到各種各樣的自然游樂設施:巖壁、沙坑、竹亭、泥水池,種植著本地植物的觸摸花園……動物園的教育人員還不定期地在這里開展面向會員家庭的親子活動。在動物園水族館聯合會的資助下,北卡羅萊納水族館2018年夏天也建成開放了自然游戲區,其中幾棵遮天蔽日的橡樹給孩子們提供了天然的攀爬架。孩子們甚至不需要買水族館的門票就可以進入游戲區玩耍。水族館也會定期組織親子活動,讓大人也參與進來。

休斯頓動物園的自然游戲區 圖/Jill Jarvis

休斯頓動物園的自然游戲區 圖/Jill Jarvis

美國的環境教育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公共、非盈利的領域開展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僅限于公共領域。營利性教育機構也開始慢慢涌現。有一些小規模的早教項目,以商業模式運營,在本地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教育產品。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像Tinkergarten這樣全國性的公司,在各地發展課程導師,組成網絡,為他們提供支持,在導師所在地選取合適地點,提供以自然為基礎的早期教育產品。另外,隨著對自然游樂設施、自然類課程需求的增多,提供設計、咨詢服務的商業機構也應運而生。

以上的幾個例子,并不意味“自然教育”在美國僅限于這些形式。實際上與之類似的實踐項目極為多元,目標和側重點也不盡相同。比如,童軍營、冬夏令營也許更側重戶外教育元素;“從農場到學校”項目、教育農場、社區農業機構則以農作物、食品教育、本地耕作作為教育切入點;而宗教機構則會以精神信仰做為主要課題。然而這些項目的共通之處在于,他們都致力于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將向內的、個體的生命力,凝聚成社區的、整體的生命力。

一百年前,自然學習運動的先驅者安娜·博茨福德·科姆斯托克在她的《自然學習手冊》一書中這樣寫道:“自然學習培養孩子的想象力,他們通過自己的眼睛能夠看到如此多精彩的、真實的故事……使他能去偽存真,并有能力進行表達……自然學習給孩子們實際、有用的知識。使他認識到自然的能量,因此在不幸與災難發生時不至恐慌。”[27] 置身今日的新潮流中,回顧科姆斯托克的所思所書,似乎正是對這場對人與自然關系覺醒的極佳注解。

?多元化力量推動連結人與自然

在這一波反思、重建人與自然關系的新潮流背后,有著多元化的推動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教育工作者。這些個體實踐者是這項事業的主角,他們踐行自己的使命,為孩子、家庭、社區創造接觸自然、了解自然的機會。正是有了這些個體的信念和行動,這個領域在美國才得以自下而上地建立、發展。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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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機構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啟動的“沒有孩子留在屋內”(No Child Left Inside)運動,就是數十家社會機構聯手背書的產物,得到了超過兩千個社會及商業團體的支持。這一運動尋求通過立法方式,對2002年通過的《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進行修訂,以期將環境教育列入學校畢業要求,在正式教育中廣泛推進環境教育。這項運動提出的法案在2008年得到了美國眾議院的通過,然而至今還沒有成功提到參議院議程上,因此仍在努力當中。如果這一法案通過,已經制定了“環境素養計劃”的州就可以得到聯邦政府的相關資助,因此自法案提交以來,截止到2016年,全美已經有13個州制定并開始執行自己的環境素養計劃,還有16個州已經制定了計劃但還沒有完全開展執行,另外還有18個州在制定計劃的草案過程當中。因此,雖然這項法案尚未通過,但已經對州一級的政策層面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推動這一潮流的社會機構中,網絡型組織在協調、支持、信息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美環境教育聯合會(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AAEE)為推廣幼兒環境教育成立了“自然起始同盟”(Natural Start Alliance)。2006年由理查德·洛夫牽頭成立的孩子與自然網絡(Children and Nature Network)也在重建兒童與自然關系這一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此外,各地區性的環境教育、自然學習聯盟,也會以年會、簡報等形式提供相互交流的機會、分享信息。全國性的大型機構也積極行動,如國家野生動物同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開展了低齡兒童戶外教育、自然游樂場等項目,為地方非營利性機構提供資助和設計支持。動物園與水族館協會(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等行業聯合會也為會員機構提供了相關的支持與資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高等院校(包括社區學院)在推廣環境教育(自然教育)的工作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人才培養,高校也是教育實踐者重要的合作伙伴。有不少高校都和本地社會機構合作,利用自身優勢,師生共同參與,通過教研活動幫助教育實踐者開發課程、評估效果、開展研究等。很多高校老師也積極參與社會機構的理事會,幫他們尋找資源、交流信息。對于教育實踐者來說,高校是不可或缺的資源和合作伙伴。一些高校本身也開展面向本地兒童和家庭的環境教育、自然游戲學習實踐,作為自身教學、研究項目的一部分,或是在高等教育中以環境教育、博物學教育、地方本位教育等方法作為切入點,進行積極創新。

?人與自然的未來

任何社會群體行動都有起起落落。在如今美國政治動蕩、兩極分化的背景下,環境運動在過去幾十年取得的成就,從世紀之交就開始遭到反噬。現狀可能會令人擔憂,但希望重塑健康的人與自然關系、尋求可持續發展之路、應對全球環境問題的實踐者們也一直在不斷努力。人類社區面臨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是相似的、超越黨派之爭的,比如民生、農業、教育公平、兒童與成人的身心健康與福祉等等。尋求共同點,以期在環境覺醒的路上求同存異、攜手前行,是對未來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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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踐角度來看,環境教育及其相關領域在美國的發展一貫都極為多元化,未來也更將如此。由于機構、個體實踐者的目標、定位、教育方法、受眾都會有所不同,再加上與本地資源緊密結合,呈現形式就更為多樣。雖然核心內涵共通、根植傳統,然而實踐方法卻有源源不斷的創新。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中包含多種多樣的生物,同樣的,對于一個健康發展的領域,形式思想也應當是多元而豐富的。

與19世紀的自然學習運動相比,美國當代的環境教育、“自然教育”有了更為豐富的科研成果作為依據。今后的實踐也將更為重視、關注學術研究。通過大量的研究,實踐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人類活動對地球自然環境的改變和影響,更清醒地認識到當代人對維護完整的生態系統以及對后代負有的責任。同時,人們也更加明白人類對自然的依賴遠超出于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而健康的自然環境對人類個體、社會的健康與幸福也有深遠的影響。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讓教育實踐者更好地了解受眾的生理規律、心理活動,以便制定更為有效的工作策略,也讓他們有機會縱觀社會活動的規律,明晰自身的定位。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2012年報告》中這樣寫道:“在這個充滿變數、同時 面臨新舊兩種可持續發展挑戰的世界里,可持續發展教育本身也在不斷發展變化著。”[28]這一趨勢也適用于所有與環境教育相關的領域。對教育實踐進行有邏輯性的規劃,并對過程、成效進行評估,利用評估結果對實踐策略進行調整、改進。只有具備這樣的適應性,才能應對未來的挑戰。盡管受到人力、財力的限制,但是在美國越來越多的環境教育機構開始重視規劃與評估,將其納入機構文化,積極開展相關的能力建設。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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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人與自然關系的新潮流方興未艾。然而審視現狀,美國環境教育、“自然教育”領域中的種族公平、教育公平問題是不能忽視的。博物學、自然學習、環境運動等傳統都是從歐洲社會或是歐洲白人移民群體中興起的。時至今日,少數族裔、北美原住民社區的參與度都還遠遠低于白人群體,這些社區對自然的態度、文化的表達也常常被邊緣化。這一問題已經開始得到環境教育、“自然教育”從業者的重視,從而更加關注文化多樣性和教育過程中的開放性、包容性。在美國多種族移民社會的背景下,這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然方向。

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包含了構建更為和諧的人類社區。更多群體的聲音、態度得到表達,所有種族的孩子、成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享受健康的自然環境和教育機會,更多社區和個體都能意識到自己對他人、后代和自然環境的影響,這樣的未來,是許多教育實踐者的夢想,也是值得期待的人與自然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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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自然教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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