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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持農業CSA,為鄉村注入新鮮動力

作者:胡璇子

第九屆CSA大會農夫市集上,銅仁當地農人與來自云南的納西族農人合影。胡璇子攝

第九屆CSA大會農夫市集上,銅仁當地農人與來自云南的納西族農人合影。胡璇子攝

貴州銅仁——2017年年末,中國民間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且參與最廣泛的社會生態農業論壇在舉辦的第九個年頭,移師這座地處武陵山區腹地的山水之城。

從九年前,也就是2009年,第一屆中國CSA大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以來,CSA開始走向網絡組織形態,影響力也逐步擴大:CSA大會從校園走向社會,從北京、上海走向了福州、麗水、銅仁這樣的非中心城市,也從小眾走向大眾,吸引了越來越多關注的目光和參與其中的人群。用國際CSA聯盟副主席石嫣的話來說,CSA從最初的一個理念、一個農場走向了全國和世界。

在中國CSA聯盟榮譽主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看來,每年一次的CSA大會就像是農人們的一次“年終總結”,而在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之下,今年這場以生態扶貧,鄉村振興為主題的“總結”,可謂恰逢其時。

在中國落地生根的CSA,將生態農業的星星之火和有志于CSA的新農人播散到中國廣袤的鄉村,為中國鄉村振興注入了新鮮動力;與此同時,這些新農人也遇到了困惑與挑戰,也在積極進行著答案探索和實踐。

仍要談談CSA是什么

盡管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區支持農業)在生態農業圈里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但是對于普通人而言,理解這個概念仍需從其理念說起。

CSA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的瑞士、日本等國家。在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亞洲理事會主席周澤江看來,CSA是一種自下而上自發形成的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的生產與消費模式。

從生產端來看,CSA以生態農業等體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內涵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主;從流通環節來看,其強調“從農場到餐桌”整個流通環節的生態化和短鏈化。在這種模式中,生產者和消費者是相互支持的關系。

“CSA絕對不是一種單項的支持。”周澤江強調,一方面,消費者通過支持生產者和消費行為,促進了生態和有機農業的發展,農村社區無疑得益了;另一方面,農民種出了生態有機的產品,保護了大家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也保障了消費者的健康,這是農村社區對城市社區的支持。

換言之,CSA是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孟妍是來自北京的一名消費者,她最初因擔心食品安全問題而與CSA結緣,至今已經有6年。她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最初接觸CSA時,購買的產品其實并不多,而現在,她很少在市場上購買農產品了。

“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北京有很多家CSA農場,它們提供的產品種類和數量完全可以滿足我的家庭需求;另一方面,經過這么長時間,我已經和種植者建立了特別信任的關系,除了蔬菜,現在肉、蛋、豆制品、調料、零食都可以放心地購買。”她說。

在她看來,消費者和新農人之間不只是簡單的“你買我賣”關系。以她自己為例,正因為了解接觸了CSA,孟妍認識了新的朋友,也作為一名志愿者參與到大地之子食農教育項目之中——該項目旨在讓孩子們走出教室,通過親自種植、收獲的體驗式教學,培養他們珍惜食物的情感,以及對自然的尊敬與愛。

“我發現孩子們雙手特別溫柔地捧著菠菜小苗,移栽時特別小心,不敢使用小鏟,都是用手挖土時,我就知道我們教育項目的目的達到了。”孟妍說。

像一根線將農戶聯系起來

CSA不僅以相互支持、直接互動、食農教育方式影響著城市的消費者,其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人回到鄉村,投身CSA事業。

江西宜豐的生態水稻種植者姚慧峰便是其中的一員。在返鄉之前,他曾在廣州一家醫藥公司工作,在工作的第5年,他從媒體上了解到CSA模式,于是,他決心回到老家從事生態種植,并成立了生態水稻專業合作社。在他的帶動下,社員們也都采用生態的方式種植水稻,水稻有了更高的售價,收入大大提高了。

在今天,有許多像姚慧峰這樣的返鄉青年成為了“新農民”。在石嫣看來,新農民是自主選擇在鄉村工作、生活,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一個群體,他們也是連接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鴻溝的橋梁。

“他們因工作生活在鄉村,價值來源于鄉村也回饋于鄉村。”她表示,“生活就意味著要兼顧經濟收入、社會價值(社群關系)、生態保護(生活環境)三方面的價值。”

新農民有城市的資源,也懂得城市消費群體的需求,同時,他們還可以連接那些種植面積很小的、年齡較大的農戶,通過組織合作社或社會企業來構建銷售平臺和品牌。“每個人輻射幾十個、上千名小農戶,像一根線將距離城市更遠的農戶聯系起來。”石嫣比喻道。

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2017年曾在媒體發文表示,到2020年,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小農戶將有2.2億戶左右,經營的耕地面積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0%;到2050年仍將有1億戶左右,經營的耕地面積比重約為50%。這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小農仍將是我國農業生產經營的主要組織形式。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將這些分散的小農戶聯系起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石嫣表示,假設中國1000個CSA網絡(農戶、農場、合作社等不同主體)的每個CSA影響3~1000個農人,對應聯系的消費者數量是3~6000人,那么總體上將影響相當數量的農人和消費者。

“鄉村只有有了新農民,形成活水一樣的新鮮動力源源不斷涌入,才能真正振興。”石嫣表示。

你在憂愁什么

姚慧峰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他的生態水稻種植采用以產定銷的方式,因此一直以來,產品一直不愁銷路。但是,每當與其他新農人交流,他被問得最多的主要是兩方面問題:一是技術,二是銷售。

為了讓自己的產品被更多的人了解,來自福建的CSA農人黃璇連續參加了三屆CSA大會的農夫市集。黃璇表示,生產生態食品的初衷是讓孩子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現在還想把家鄉武夷山更多的優質農產品“推出去”。

但是缺少銷路一直是困擾她的問題。目前,她的產品通過微信朋友圈、朋友口碑相傳以及幾個CSA農場的平臺進行銷售。

同樣來自武夷山的返鄉青年吳華濱表示,除了缺少銷路之外,交易的信任成本很高。“消費者對產品缺乏了解和信任,因此,要花費很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成本。”

這也是石嫣近來關注到的問題。她發現,隨著CSA發展,也出現了渠道越來越多、生產者支付價格逐漸被壓低的現象,生產端缺乏有效的組織,消費者組織起來之后更加注重價格和檢測,卻忽視了與生產者的團結互助。

而目前CSA在全國每一個地區發展的基礎和程度不一樣,很多小農沒有做有機認證的可能性,因此,很難有一個被相對廣泛群體所認可的標識和體系。

“問題的核心是,一端是分散化的農業生產者,另外一端是高度市場化的消費者。”石嫣表示,“在沒有形成共同體時,交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除了信任成本之外,農產品包裝、倉儲、物流每一個環節的成本都會影響每CSA農場的經營。再往農業生產的更前端,農業生產的工具、農業投入品、農業機械等等亦存在著系統性的風險。

一個鮮活的例子發生在2017年的櫻桃季。一位農人嚴格按照生態的方式種植櫻桃,以往櫻桃都無農殘,2017年卻檢測出低農殘。在復檢之后發現,原來問題出在周邊果園污染和唯一外購的苦參堿上。

“新農人從事農業生產,絕不是某一個生產上的問題那么簡單。”石嫣表示,新農人們往往要面對和嘗試解決非常系統化和專業化的問題。

“現在的CSA聯盟仍是網絡化的聯合體。”石嫣表示,下一步聯盟將嘗試推動CSA未來在更大程度上的聯合。

她希望更多的從事CSA事業的新農人加入其中。而國際CSA聯盟下一步的一項重要工作是描繪出世界范圍內的CSA地圖,“哪些主體在做,在什么地方,規模多大?”石嫣說,“2018年,希望找到大家。”

文章來源:科學網

原文鏈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8/1/399573.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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