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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紙上“撒野”,香港自然書寫的“開墾”歷程

作者:何阿嵐 陳奉京

臺灣詩人余光中寫于1980年的散文《牛蛙記》,寫他在港生活時居住的一帶蛙聲遍地:“每到夜里,谷底亂蛙齊噪,那一片野籟襲人而來,可以想見在水滸草間,無數墨綠而黏滑的鄉土歌手,正搖其長舌……”讀來驚覺多年前的沙田也如此貼近自然,城市發展早已將此地變成購物中心,人口密集得讓人透不過氣,石屎地上早已容不下牛蛙,汽車和火車聲掩蓋生物鳴叫。遲來出生的人應該沒有想到,30年前由老詩人寫下的生活體驗,填補了一段我們從不能在歷史書上所看的生活狀況,也只能從文字中領略箇中滋味。

無論隔著多遠的距離、多長的時間,文字的魅力直達心靈,作家對自然的書寫躍然紙上。廣義的“自然寫作”,以文學語言來呈現和詮釋對自然的觀察和發現,而寫作種類和形式可以包括游記、歷史、地理、測量、藝術和人類學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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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隱藏版的香港”

香港的自然書寫,首先要數到兩位英國人——香樂思(G. A. C. Herklots,著有《香港的鳥類:野外觀察手冊》、《野外香港》)和亥烏德(G. S.P. Heywood,著有《香港漫游》),兩人從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風物書寫”詳述了香港早年的自然風貌,后有南來作家葉靈鳳也在其《香港方物志》中爬梳了二人的文獻,并發掘出香港不少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以散文形式講述自然科學和民俗學知識。1970年代,郊游行山成了不少年輕人喜愛的活動,更組成行山社,而文人筆下的自然風貌,除了掌故和信息外,有更多個人游蹤體驗,也斯、葉輝等本地作家的《城巿筆記》和《甕中樹》,為香港的地景作出觀察和書寫,而吳煦斌的《牛》更是作家從叢林與荒野中尋找故事題材。

大自然與我們這么遠、那么近,當下的行山熱、周日農耕,以至城鄉共存的議題,正是城市化生活的反動與回歸。平日,我們如白蟻般生活,看似能自給自足,但工作占據了生活的全部,難得假期,自是要偏離一下日常的軌道。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接近75%都是綠化地帶,親近大自然并不難,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更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修為。臺灣作家劉克襄的《四分之三的香港》有這么一句:“因為行山穿村,我幸運地邂逅了隱藏版的香港,一個比購物和美食更獨特、更有魅力的香港。”

不為人類服務的自然

“簡單地說,自然寫作就是反對自然為人類服務的自大思想,人類必須理解自然,及與其互動共存。”魚類學及博物學家莊棣華指,自然寫作者先著迷于他所關注的主題,而描寫不能違反現實。“不可以作任何加工,在任何細節上貼近植物或動物的生活,哪管多么微細的行為,就好像小說家創作的人物,連對白、行為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相對科學家冷冰冰的研究文章,作者又要極其感性地觸動讀者,對自然界環境能有多一點想象。”

他以法國著名博物學和昆蟲學家尚亨利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在百多年前完成的著作《昆蟲記》為例,作者以細致的觀察和文學造詣,反映了一個多姿多采的昆蟲世界—在其筆下,昆蟲訓練天資來面對殘酷的大自然,有些昆蟲也會談起戀愛來,但這種愛情就未必人人接受到,因為某些品種會愛到咀嚼牠的情人。雖然法布爾的書寫方式受到當時的科學家冷嘲熱諷,但他能在設備仍不精良的情況下,精準描繪出昆蟲身體形態,甚至是發音時的摩擦行為,至今依然令人驚嘆,連寫作《物種起源》的達爾文也對他尊敬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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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革命后反思人類野心

西方近代的自然寫作實際可追溯至18世紀至19世紀的英國湖畔詩人,當中的代表人物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年輕時到法國旅行,見證了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后來逐漸對大革命和政治感到失望,轉而沉醉于大自然中,寫出不少有關自然與人生的詩歌,代表作有《致杜鵑》(To The Cuckoo)。華茲華斯等湖畔詩人所身處的時代,也正是歐洲工業革命展開的時代,物質的豐富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讓他們重新把目光放到大自然。

在差不多的時間里,曾經任職土地勘測員的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則搬到了瓦爾登湖隱居數年,自己搭建小木屋和種植蔬菜,后寫成《瓦爾登湖》一書記載他對大自然的觀察與相處。梭羅是美國最早支持達爾文進化論的人,后來更有“美國書寫自然之父”美譽,他曾說:“大部分的奢侈品和所謂的舒適生活,不僅可有可無,甚至可能會阻礙人類升華。”至20世紀下半葉,生態文學在美國文壇興起,不僅成為美國文學的重要流派,甚至影響了綠色政治。早前有新聞報道美國已將七種蜜蜂列為瀕臨絕種動物,而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有人著書談及蜜蜂消失后的世界,書中所論證的事件后來也一一出現。

從傳統野趣到現代自然書寫

西方文明根植于海洋文明,對于自然的態度是征服,但中國傳統對待自然的態度卻恰好相反,中國文人騷客更大多數都愛好游山玩水,也因此中國自古便有“書寫自然”,處處流露出野趣甚至對“天人合一”的追求。然而,中國古代的“書寫自然”與現代的書寫自然(尤其是生態文學)并不是同一個概念,后者更是科學與文學交融的產物。中國古代的書寫自然,借景抒情、以物喻人,終歸還是在寫人,而不是將自然置于同等地位,更不會有科學性的客觀描寫。如《楚辭》中屈原的《橘頌》寫橘樹“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分明就是在寫人。到陶淵明寫《桃花源記》,直接寫景的筆觸雖少,精神上倒是與現代的自然書寫有點相似了,甚至可與華茲華斯的自然詩歌遙相呼應,陶淵明虛構出“桃花源”這樣一個隱世的烏托邦,也正是基于他對現實政治的失望。

在現代華文寫作中,臺灣的自然寫作當屬最盛,作家吳明益寫的《臺灣自然書寫的探索》系列是不可多得的指南,書中有一點值得一再提及:“自然書寫并不陷于多愁善感,見落葉而傷秋的創作模式。他們常對某些自然科學有專業研究或深入的業余關心。且作者常能游走于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莊棣華對此就有這樣的理解:“不是很多地方和人可以做到真正的自然寫作,但無論哪一種自然寫作方式也好,都會引起你想走入自然世界去了解和感受,我們才能想出下一步。”

文章來源:香港01

原文鏈接:https://www.hk01.com/好生活/49913/在紙上撒-野-梳理香港自然書寫的-開墾-歷程

圖片: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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