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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和物種多樣性現狀與未來

作者:喬若靜/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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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文化和生物滅絕之間的相互關系要比我們所認識到的全球化的影響要復雜得多。

2010年1月,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一個俄羅斯東正教大教堂里,親戚朋友們匯聚一堂,向他們敬愛的女族長、89歲的瑪麗·瓊斯(Marie Smith Jones)做最后的告別,她是世界上最后一個能說流利埃雅克語(Eyak)的人。

2007年5月,一隊蘇丹騎兵穿越邊境進入鄰近的乍得,目標是存放在乍得扎庫瑪國家公園庫房里價值近150萬美元被沒收的象牙,這批象牙重達1.5噸。

同一時期,令爬蟲學家困惑的大量青蛙神秘失蹤事件在全球蔓延開來,一直蔓延到美國太平洋西北部。研究人員很快發現,罪魁禍首是一種原產于南部非洲的蛙壺菌,這種致命真菌通過青蛙海外貿易傳播到中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亞和美國。

一年后,糧食危機導致食品價格飚升,在島國海地引發騷亂,造成至少5人死亡。類似暴力事件也在墨西哥、孟加拉國、埃及、喀麥隆、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和埃塞俄比亞爆發。

所有這些看似沒有必然聯系的事件,都是全球語言、文化和物種多樣性正在受到威脅的示警信號。從數以百萬計的微生物,到世界上的幾千種語言,都是這種多樣性的體現。據調查,每兩個星期,地球上就有一種人類語言完全消失;每六個小時,就有一種人類培育的糧食作物消失;每幾分鐘就有一個物種消失。隨著語言、文化和物種的消失,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多樣性之美,還有語言和文化中所蘊含和積累的巨大知識寶庫;而物種的消失,損失的也不僅是寶貴的基因資源,還有復雜生態網中的關鍵環節。

多樣性喪失事件觸目驚心

專家們早就認識到生物和文化滅絕的危險,但直到不久前才剛剛開始認識到這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導致的,氣候變化對地球環境的影響更是突顯了語言、文化和物種多樣化消失的緊迫感。科學家正在努力探討一個復雜地球生態系統框架內語言、文化和物種多樣性的價值,并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考慮的多樣性有哪些?如何衡量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多樣性?多樣性可以緩解經濟增長帶來的壓力嗎?多樣性要達到多少才足夠?從在紐約召開的首次生物文化多樣性研討會,到斯德哥爾摩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討論,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其他學科的科學家們正在努力建立一個新的框架來描述和保持語言、文化和生物的多樣性。

當前的生物多樣性危機通常被稱為“第六次滅絕事件”,類似規模的生物滅絕大災難在地球歷史上只發生過五次。最后一次是在白堊紀末期恐龍消失的年代。但在過去的幾百年間,人類活動導致的物種滅絕率達到了地球歷史上物種自然滅絕率的10 000倍。科學界認為,科學界以外的大多數人都嚴重低估了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危險。2010年5月16日,倫敦動物學會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自當代環保主義者1970年宣布第一個地球日以來,已有三分之一的野生物種在地球上消失。語言多樣性危機同樣不容樂觀,世界上約6 800種語言中,有一半已經消失,一些專家認為,近90%的語言將在本世紀末消失。

我們之所以沒有及時發現和遏制多樣性消失的蔓延之勢,部分原因在于快速的消失推進速度。從1900年到現在,地球人口增長了4倍,用水量增加了9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17倍,海洋魚類捕撈量增加了35倍,工業產出增加了40倍。正是人類這種近乎瘋狂的擴張足跡,以及這種擴張所依賴的全球貿易,才有了隨著瑪麗·史密斯的逝去,一種古老的語言從地球上永遠消失的悲劇,才有了肆無忌憚屠殺大象產生的1.5噸非法象牙交易,才有了青蛙消失和糧食騷亂的嚴重后果。地球歷史上從未有過人和產品、媒體和信息、作物和商品如此大量如此快速的跨國界流動。全球貿易的擴大化導致了一些當地文化傳統的消失,滅絕了當地脆弱的動植物物種。

一個人的死亡而導致一種語言的消失,毀滅性的真菌導致青蛙大量消失,象牙買賣導致大象被大量屠殺,還有更多珍貴動物的數量在減少。加上一些地區的干旱和洪水災害,燃油價格居高不下,發展中國家對肉類需求不斷增加,導致許多主糧作物供應大幅下降,價格飆升。但是當科學家和農民考慮如何培育和改造下一代適應氣候變化的高產品種時,他們卻要面對一個令人擔憂的現實,農作物基因庫之“淺”令人震驚。聯合國糧農組織助理總干事亞歷山大·穆勒(Alexander Müller)警告說,全球糧食供應已縮小到只有12種農作物和14種動物食品。據糧農組織稱,世界上至關重要的糧食作物品種在20世紀里已經消失了四分之三,數以百計的本地牲畜品種也處于瀕危邊緣。“糧食和農業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嚴重威脅到了全球的糧食安全。”穆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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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和生物多樣性的依存關系

語言、文化和生物滅絕之間的相互關系要比我們所認識到的全球化的影響要復雜得多。這種滅絕趨勢一旦啟動,滅絕本身也將成為一種驅動力,形成一個密切相連的正反饋循環。我們開始了解這些錯綜復雜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意大利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路易莎·瑪菲(Luisa Maffi )的工作。30年前,剛從羅馬大學畢業的瑪菲在索馬里進行現場調查時,首次開始了推測語言與生態之間聯系的研究。后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研究墨西哥恰帕斯州的民族醫學時,對于語言、文化和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更是有了一種頓悟。

在當地展開調查時,看到人們在鄉村診所排隊就診,一個男人抱著兩歲的女兒走了幾個小時來這里看病,女兒患了腹瀉。這個男人模糊記得有一種好像是叫“蚱蜢腿”的當地草本植物,當地人用來治療腹瀉十分有效。但由于他幾乎記不得這種草藥到底叫什么,因此無法尋找到這種植物,甚至無法確定它是否還存在。

瑪菲回憶當時正是多樣化喪失對世界產生全面影響的時候,消失的不僅僅只是某些物種或某些語言,世界上同時失去的還有最有用最寶貴的知識。于是瑪菲開始廣泛接觸各方人士,包括當地土著領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的專家,當然還有語言學家。1996年她和她的同事在伯克利組織了一個“瀕危知識、瀕臨滅絕環境”會議,一年后,瑪菲成立了一個名為“地球語言”(Terralingua)的國際組織,致力于研究、教育和倡導“語言人權”。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謝瑪菲,在她的努力和倡導下,“生物文化多樣性”(biocultural diversity)這一術語越來越頻繁出現于各類文章和論文中,科學家和學者對滅絕現象投入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今生物文化在國際舞臺上也成為了關注的焦點。2009年10月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的全球前景報告中重申了這樣的科學共識:人類是當前全球物種滅絕的罪魁禍首。UNEP首次明確了生物多樣性崩潰與快速的、全球性的文化和語言多樣性凋零之間存在的聯系。報告稱,“全球社會和經濟變化正在推動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通過促進文化同化擾亂和破壞著當地的生活方式。社會文化的變革,如文化和精神價值、語言、傳統知識和習俗的喪失,是導致生物多樣性壓力增加的一種驅動力……反過來,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壓力也會對人類福祉產生許多負面影響。”

第二個重要的里程碑,甚至可以說更重要,是2010年初,自然保護、語言學、人類學和生物領域內300多名杰出學者匯聚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一個名為“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里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樣性:全球政策的經驗教訓”的研討會上。瑪菲的“地球語言”與博物館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心”以及其他幾個組織和團體聯合組織了這次研討會。研討會強調了一些新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如民族語言學、民族動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生物學和民族生態學。這些學科的研究宗旨是記錄和描述各種不同文化是如何看待、利用和管理他們周圍生態環境的。

研討會高調結束,提出的一份正式決議呼吁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努力融入其政策和計劃之中,之前的一些保護政策和措施都集中于非人類方面的保護。“如果一切按我們所想的發展,這將會是一個巨大的轉變。”生物多樣性保護中心主任埃莉諾·斯特林(Eleanor Sterling)說道,“這意味著我們不僅要關注生物多樣性,而且還要關注人類改變和適應環境的傳統。”

瑪菲說,如果這份決議被采納,將從根本上改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運作方式。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2009年全球展望報告中的生物多樣性部分提出了生物文化多樣性的概念,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不可分割,從一個曾經很模糊的概念,發展到如今在國際論壇上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她說。

當然,認識到文化與自然、語言與景觀的緊密相連關系是一回事,而要嚴格地辨識這些關系卻極具挑戰性,這也正是瑪菲等人正在深入研究的。一些模式已經出現,最明顯的是在地理位置上的重疊。事實證明,一些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域,往往也是文化、語言和糧食作物多樣性高度發展的中心。所謂的“巨大多樣性(megadiversity)”熱點地區之一,是坐落在緬甸、印度和中國邊境地區喜馬拉雅山脈東部的熱帶森林。僅在這片地區的一個小角落里,就有30多種藏緬語族的語言,在一個部落地區的三個小村莊里,當地人培養馴化的農作物品種超過了150多種。

語言、文化和生物多樣性的重疊通常是一種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眾所周知,森林砍伐導致棲息地喪失、語言消亡以及大量動植物物種滅絕。但有時這種因果關系也會顛倒過來,如過去十年里,在加拿大的松林里,山松甲蟲毀掉了英屬哥倫比亞約700萬公頃的森林,相當于整個紐約州的面積。但這個悲劇從150年前天花席卷這片內陸地區時就開始了,幾千年來,當地部落社區為調節漿果生產以及為鹿的繁殖提供生存空間,經常焚燒一些森林,但這種森林管理方式出現了斷層,沒有被延續下來,結果就是森林日益茂密,形成了大片茂密的松樹林。政府的森林火災撲滅政策不力,加上冬天的寒流越來越少,松樹林也越來越容易受到蟲災和大規模森林火災的破壞。

保持多樣性理論:彈持論

日益全球化的地球,由于部分地區獨特語言和物種的滅絕,越來越不像是一塊豐富多彩的“拼布床單”,而更像是一個融合了各種語言文化的“大熔爐”。更大的因素是這種趨勢的侵入力量,根據2005年的千年生態系統評估報告,隨著地區性獨特物種的迅速滅絕,世界大部分地區外來物種的引入速度,實際上遠遠超過了目前的物種滅絕速度。同樣,英語、西班牙語以及漢語(程度上較小)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這種傳播速度甚至令全球語言消失的速度相形見絀。機會物種和一些優勢語言在今天發達的商業渠道和先進的通訊技術大環境下也有了更多繁榮發展的機會。

引入新物種或新語言的地區幾乎無一例外都導致了全球文化同質性的增加,對于當地多樣性的影響也更加復雜。例如,如果向非洲草原引入幾種雜草物種,可增加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將英語引入多方言的阿拉斯加地區,可增加當地的語言多樣性,但結果可能只是在當地豐富的多樣性上錦上添花而已,而當地的多樣性卻有可能因新物種和新語言的引入而衰亡。正如強勢語言常常會占上風一樣,入侵植物、動物和微生物往往也會最終戰勝并取代本地的動植物。即使滅亡的只是一種當地的原生草或一種當地方言,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因此,雖然全球化導致的同質性或趨同性與滅絕并非同義,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隨著趨同接踵而至的很可能就是滅絕。

但是,多樣性的價值是什么?為保持這種多樣性付出的巨大努力值得嗎?生物學家E·O·威爾遜(E.O. Wilson)引用“親生物性(biophilia)”的假說稱,人類有一種天生吸引其他種類生物的能力,更希望生活在有著豐富多樣性生命形式的世界里。也有些人認為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自有其內在價值和其固有的生存權利,還有一些人從務實角度提出,森林的存在可以為人類提供吸碳服務,當地語言可起到記錄當地人類歷史的作用。但如今一些前衛的生物學家、生態學家、物理學家和經濟學家對于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提出了新的理論:那就是“彈持論(resilience theory)”。

從生物學領域引入的“回彈力”(resilience)這一術語(也叫抗逆力),指的是地球生物和生態的一種自我修復能力,在遇到外力條件變化或沖擊后,能抵制干擾并重新回到平衡狀態的一種能力。“彈持論”是一個新興的生態學理論,在美國已有這樣一個生態學學派。彈持論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態恢復能力的前提是,人類與自然是一個緊密相連的系統,所謂的“社會-生態”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而難以預測的系統。

標準生態理論認為,自然會以相應穩定的方式對逐步產生的變化做出反應;而彈性生態理論認為系統通常對一些隨機事件做出的反應,如風暴或火災,會導致難以甚至不可能恢復的狀態。這是通過對牧場、珊瑚礁、森林、湖泊,甚至還包括人類的政治系統在內的大量研究所證明的。例如,清澈的湖水似乎不會輕易受到含有大量化肥殘余農業徑流的影響,但如果湖水中的污染物達到臨界閾值,湖水就會突然變得混濁起來。一座珊瑚礁在一場颶風過后,很可能被瘋長的海藻占據,一個國家在連續遭受干旱、疾病或股市崩潰之后就有可能陷入一場政治混亂中。

多樣性對于地球和人類的重要價值

無論是一個湖,還是一個城鎮,能夠抵御環境變化而不至崩潰的能力就被定義為“回彈力”,多樣性就是擁有這種“回彈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一個系統中生物和文化多樣性越豐富,對抗干擾的緩沖力或者說彈性就越強。加勒比海中的珊瑚礁上曾棲息著各種各樣的魚類,可有效抵御藻類植物的大量蔓生。但近年來由于人類的過度捕撈,以藻類為食的魚類逐漸讓位于海膽,但還能繼續將藻類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數量范圍內。然后到了1983年,一種病原體侵入,導致海膽數量大幅下降,海藻占據了珊瑚礁。顯然,過度捕撈導致多樣性喪失侵蝕了生態系統的彈性,在過去可以挺得過去的打擊面前就會變得不堪一擊。

同質單一的風景,無論是語言、文化、生物物種或者是基因,都是最脆弱、最容易喪失的。人類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是因氣候變化摧毀了某個單一的農業基地,還是缺乏應對這些問題的文化想象力,或者是這兩個原因兼而有之,缺乏足夠彈性力的社會都將難以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而導致崩潰。

據生態經濟學家羅伯特·科斯坦薩(Robert Costanza)估算,地球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服務的價值高達驚人的33萬億美元。這個數字于1997年首次發表在《自然》雜志上時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人們首次意識到一個完整的地球生物圈對于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而另一方面,如果地球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其后果也將是毀滅性的。但是我們對于多樣性的目標仍然很模糊,生物、語言和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要多少才足夠具有彈性力或恢復能力呢?

第一個困難在于問題本身,“足夠多的多樣性是為了什么?”足以應對75%的環境變化?還是90%的環境變化?還是足以滿足它所包含的審美價值、實用價值和科學價值?第二個更具體但同樣棘手的問題是,至今為止我們仍然只記錄了地球上部分生物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遺傳學家克雷格·文特爾(Craig Venter)在一次采訪中說道,“我們在一桶海水中可發現多達40 000種的細菌新物種,而且這還不包括病毒,事實上細菌的種類可能多達400 000種。”威爾遜說,經人類命名的物種只有大約150萬種到180萬種。而據科學家估計,地球物種的數量介于360萬至1.12億種之間。世界語言有多少雖然沒有一個可靠的估計數字,但“有完整文字記錄”的語言只有不到10%,這類語言意味著有完善的語法,大詞匯量的詞典,以及存在于各種類型和形式媒介中的大量文本。剩下的90%在不同程度上沒有被記錄下來,或者根本沒有文字記錄。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標包括“顯著緩解當前全球、地區和國家層面上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速度,以減少貧困現象,造福地球所有生命。”在保護國際基金會和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等組織的支持下,威爾遜過去幾年里倡導緊急保護25個生物熱點地區,這些地區雖然只占地球陸地表面的1.4%,但卻是世界上44%植物物種的生長地,以及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鳥類、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的棲息地。據他估計,這個項目成本將高達約250億美元,但鑒于生物多樣性熱點與語言多樣性熱點在地球位置上的重疊,更重要的是,瑪菲等人所確認的語言與生態的共同進化,這250億美元的付出是很值得的。

芝加哥大學的語言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薩利科科·穆夫溫(Salikoko Mufwene)認為,人們經常會理性地為當地社會和經濟利益而選擇放棄他們的母語,重要的一點是,畢竟世界上96%的語言只有4%的人在使用。如果明天地球所有的瀕危方言都消失了,幾乎沒有人會在意。此外,會有人真的為幾百萬未被發現微生物的消失而哀悼嗎?為了全球化帶來的許多好處,我們也許會接受合理范圍內的一些滅絕,在一個日益變得更小更擁擠的世界上,保持多樣性顯然是要付出高昂代價的一種奢侈。

正如作家劉易斯·拉普曼(Lewis Lapham)所說,將所謂“天然的”(代表“真善美”)與“人工的”(代表“假惡丑”)對立起來的觀點模糊了它們之間重要的相互關系。無論我們將這種關系稱為“生物文化的多樣性”還是“社會-生態系統的多樣性”,指的都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環境。這兩個術語兩種說法明確表達了一個核心理念,即人類行為在每個瞬間都在影響和改變著我們的自然環境。神話、傳說、藝術、文學和科學通過人類認知這個“過濾器”,不僅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環境,同時也反映了人類對未來之路的確定目標和堅定信心。

[資料來源:seedmagazine.com]

文章來源:世界科學

原文鏈接:http://www.worldscience.cn/article.aspx?articleid=2683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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