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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和資源危機時代 農業向何處去?

作者:文佳筠

(本文原發表于《開放時代》2010年第4期)

2008年的全球糧食危機,讓農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國際糧食價格雖然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有所下降,但依然遠高于2006年。在很多局部地區,比如埃塞俄比亞和尼日利亞,糧價依然在高位波動。同樣因為金融危機的影響,盡管糧價下調,許多依靠糧食進口的發展中國家依然沒有資金為國民購買足夠的糧食。同時,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國際糧食價格的巨幅上漲,盡管有著國際投機者操縱的因素,但并沒有背離糧食狀況的基本面:在過去9年的7年中,國際糧食消費量都超過了生產量,所以國際糧食儲備基本上是連年持續下降,并在2008年4月下降到歷史最低點。那些在過去兩年的糧價巨幅波動中漁利的國際炒家,只不過是比大多數人更加敏銳地發現和利用了這個趨勢。中國是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國,為了維護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必須對現在短期的危機,以及農業生產的長期問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應對。本文將描述古巴、朝鮮和美國農業模式,探討資源限制對農業發展的長期約束,并聯系中國的現實展開討論。

古巴農村

一、資源對農業發展的硬約束

石油產量峰值(peak oil)意指由于全球有限的石油儲量,石油產量在達到最高峰后不可免地下降。根據某些保守的估計,石油產量已經或者將要在近期內(2005~2010年)達峰值,在經歷一個平臺期后下降,哪怕樂觀的估計也預測石油產量將在一二十年內達到峰值。石油產量峰值的到來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我們所熟知的全球糧食供應體系極度依賴于廉價的能源與長距離的運輸——所謂現代農業嚴重依賴的化肥、農藥都是化石燃料的衍生品,現代食品體系造成的糧食大循環耗費大量能源,比如美國所消費的食品平均經歷了2000公里以上的長途跋涉。石油產量峰值是否意味著不可避免的饑荒呢?有兩個國家的情況具有預演性意義,它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歷——一個面臨著饑荒,一個糧食充足,前者是前車之鑒,而后者則是可供效仿的榜樣。

由于前蘇聯集團的解體以及針對古巴和朝鮮力度增大的貿易禁運,朝鮮和古巴過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產量峰值。它們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結果部分要歸結于運氣:古巴的氣候使當地人可以依賴相當有限的糧食定量配給而存活下來,而對于朝鮮而言,在其嚴酷的冬季,同樣的糧食定量配給卻是過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實施了不同的政策。在危機面前,朝鮮試圖盡可能延長其原有工業化農業的正常開展,而古巴實施了旨在發展可持續農業和實現自給自足的政策。

除了石油等化石燃料的限制,農業還有另一個巨大的限制——水。中國正面臨著世界上最嚴重的水資源短缺,人均淡水資源不到全球平均的一半。同時水資源分配嚴重不均衡,北方(長江流域以北)占全國耕地的2/3,卻只占全部水資源的1/5;南方擁有全國1/3的耕地以及4/5的水資源。20世紀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大規模增產,是以灌溉農業的大規模推廣為背景的。在許多國家,灌溉農業是以過度抽取地下水來維持的。世界一半人口的國家地下水位不斷下降,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和美國這三個糧食生產大國。中國的華北平原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速度超過1米,機井常常深達100甚至200多米,在部分地區地下水位已達基巖,說明無水可采。我國地下水平均每年超采100億立方米,超采面積達19萬平方公里,深層地下水超采面積達9萬平方公里。同時氣候變化將在今后二三十年內進一步加重南澇北旱的現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中指出,21世紀中國分區年降水變化呈增加趨勢,洪澇災害幾率增加,同時2040年前長江以北以減少為主,旱區面積將擴大。過去二三十年高產雜交品種的大規模推廣,使得耐旱的傳統品種大量消失——雜交品種往往需要較為理想的水肥條件才能高產,偏離理想條件時會大規模減產甚至絕收,所以傳統品種的消失加劇了農業的隱患。也許有人會說,可以通過雜交育種、轉基因育種等高科技發展抗旱品種來應對這些問題,但傳統抗旱品種的大量消失將使這些高科技變成無源之水、無米之炊,缺少最基本的基因材料發展科研。居安思危,反思綠色革命農業模式正當其時。

二、朝鮮饑荒的真正原因

朝鮮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所遭遇的饑荒是近些年來最不為人所真正了解的災難之一。人們一般把它歸因于金正日政權的失敗。其理由很簡單:如果這個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須為糧食的歉收負責。但是這一具有意識形態意味的指責掩蓋了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工業化的化學農業的失敗。隨著石油產量峰值以及其后產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許多國家也可能經歷相似的災難。
朝鮮是依照綠色革命的模式來發展其農業的,依賴于工業技術、進口機械、石油、化肥以及殺蟲劑,這使其實現了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上世紀80年代朝鮮城市人口已高達70%,農村人口只占人口總數30%。盡管從70年代起朝鮮就出現了土壤板結和土質下降的跡象,但一直到80年代末期,工業化的農業模式為其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隨后,蘇聯集團在1989年突然解體,石油、農業設備、化肥和殺蟲劑的供應急劇減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隨后所發生的饑荒,就像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糧食計劃署于1998年11月聯合發表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1]

朝鮮高度機械化的農業面臨著一種嚴重的窘境,因為其4/5的機械化農業機器和設備由于荒廢以及缺少配件和燃料而無法使用。調查組在實地考察中看到有相當多的拖拉機,播種機,運輸卡車以及其他農業機械閑置而且無法使用。事實上,由于找不到運輸卡車,已收割的糧食被長期堆放在地里。

朝鮮沒有作出太多應對危機的根本改變。死守現狀加劇了持續到現在的糧食短缺。由于缺少化肥,單產下降后政府盲目大規模開荒,造成嚴重水土流失,單產進一步下降,形成越開荒越荒的惡性循環。

三、古巴如何免于饑餓

古巴曾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在某些方面,古巴面臨的挑戰甚至更大。在1989年以前,朝鮮在糧食生產方面至少是自給自足的,而據估計,古巴有57%的糧食要靠進口[2],這是因為其農業,尤其是國有農業部門主要集中于大規模供出口的食糖產業化大生產。在蘇聯解體和美國加緊其禁運之后,古巴的貿易損失了85%,而其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農業投入(化肥、農藥、石油等)減少了50%以上。在隨后發生的糧食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有些地方,每天的糧食配給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兩片面包。古巴針對這種情況發起了全國動員以重建其農業。

現在古巴的農業包括有機農業、永續農業、城區菜園、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蟲管理,是這些多種形式的混合。就國家的層面而言,古巴現在可能擁有世界上生態和社會可持續性最好的農業。古巴人均卡路里攝入量已經恢復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而且更加健康:古巴生產的農產品,80%左右是有機的,同時人們的飲食結構更加多樣化,包括更多的蔬菜水果。1999年,瑞典國會因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個農民組織頒發了優秀民生獎,即人們所講的“另類諾貝爾獎”。

甚至早在1990年的危機之前,古巴科學家起初為了解決因化學制品的大量使用而帶來的負面效果以及應對20世紀70年代的能源危機,就開始研發生物殺蟲劑和生物肥料來取代化學制品的使用。在早期生物制劑試驗基礎上,他們設計了一個兩階段的計劃:第一個階段發展小規模的、地方化的生產技術;第二個階段發展半工業化和工業化的技術。這一基礎使得古巴在20世紀90年代危機爆發的時候能夠快速地生產出大量取代農業化學藥劑的替代物資——80年代末第一階段的科技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自1991年以來,古巴已經建立了280個中心來生產生物制劑,它們利用當地所特有的技術和物資。[3]現在古巴的生物制劑(生物肥料、生物殺蟲劑、殺菌劑等)工程全世界領先,不但滿足國內需要,還有相當一部分供出口。

雖然一些替代技術的開發一開始只是為了取代化學制品的生產,但是它們現在已是一種更整體性的農業生態學的一部分。科學家和農民已經認識到了高產出的單一耕作中存在的不平衡,并正在改變整個體系。與綠色革命所提出的那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解決方法不同,農業生態學力圖使耕作因地制宜。它設計出各種復雜的農業生態系統,這些系統采用互利的農作物品種和適合當地的種子,利用地形學和土壤條件,保護土壤而不是耗盡地力。[4]Fernando Funes-Monzote等作者在《多樣性和高效性是生態集約化農業的關鍵》[5]一文中總結說:

在古巴,復合型農業系統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有效措施之一,它不僅提高系統的多樣性,促進土壤肥力的維持和管理,而且優化能源和本地資源的利用,提高系統的恢復能力。簡言之,復合型農業系統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則:(一)多樣性原則,系統中包括作物、樹木及動物;(二)綜合性原則,系統全面考慮了不同組分間能量和養分的循環和動態交換;(三)自給自足原則,在不需要或僅需少量外部投入的情況下系統就能生產出符合自己需要的產品。

農業生態學采取了一種系統性的方式,打破了各學科之間的傳統界限,利用了來自環境科學、經濟學、農藝學、倫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知識。它強調從實踐中學習,其培訓計劃將50%的時間用在了手把手的教學上。參與式方法的廣泛采用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態學知識的傳播、產生和擴充。簡而言之,農業的研究與培訓過程也變得更加有機化。[6]

制度上的改變使這種轉型更加容易。大型國有農場被重組成規模更小的集體農莊或者農民合作社,以便于使用那些新的勞動密集型的、地方化的農業方法。從農場工人到有技術的農民的轉變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就可持續農業生產而言,許多新建立的集體農場還落后于有著多年歷史的農民合作社,但各種計劃正在幫助它們迎頭趕上。

古巴的研究和教育體系在這個國家的再生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從1960年以來的平等政策以及對于人的發展的關注實際上已經消除了文盲。在拉美,古巴工人受教育的程度是最高的——古巴人平均教育水平達到九年級,1/8的古巴人有專業學位,1/15的古巴人有大學學位。這一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為古巴向知識更加密集的可持續的農業發展模式的轉變做好了充分準備。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數的農業教育是以綠色革命的技術為基礎的。20世紀90年代的危機使許多農業技術人員在缺少化肥、農藥、機械以及石油的情況下變得束手無策。作為對策,各所農業大學新開設了農業生態學培訓方面的課程。一個全國性的中心被建立起來以支持新的研究以及滿足農村公社的培訓所需。現在,各種課程、會議、研討會、田間教學、演講以及經驗交流都為農民組織起來。符合有機農業和永續農業原則的許多傳統耕作方式一直在一些農民及其合作社中保持著,在向生態農業的轉型中這些傳統方式得到復興,農民與農民之間的交流被廣泛用來促進彼此的學習。

四、表面光鮮的美國農業

兩年前筆者在清華大學和一群學生探討農業問題,在講了朝鮮和古巴的案例后,有學生總結說:朝鮮的問題在于其沒有一個完整的工業系統,其工業和農業無法對接和交換,造成蘇東劇變后農業無法維持,所以教訓是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體系。中國當然需要自己獨立的不依附于西方國家的工業體系,這個問題這里不多言,但在農業問題上,問題有這么簡單嗎?是否只要實現工業和農業的對接,農業的所有問題就自然而然的解決了?我們不妨來看看美國的農業是否實現了生態可持續和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

在通常的敘述中,美國農業當然是高科技、現代化、高效率農業的典范,平均一個美國農民就養活一百多人的說法大行其道。其實,這是似是而非的誤解。在美國的人口統計中farmers確實只有220萬左右,比230萬監獄人口還少。可是,farmers的正確翻譯是農場主,而不是中國意義上的農民。美國家庭農場平均土地面積在400公頃以上,比中國通常村莊的土地面積還大。所以美國的農場主和中國的農民完全沒有可比性。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大農場是在殖民時代帶來的特殊條件下形成的——不管是北美還是南美,都是殖民者把當地人趕跑了或者殺滅了,開發新大陸,才形成了極度人少地多的格局,從而能做成大農場。而在東南亞,像中國、日本、韓國等等,都沒有這樣的條件形成大農場,更多的是小農模式的延續。哪怕西歐,在殖民時代大規模人口外遷降低了人口密度,也依然沒有足夠的條件形成大量大農場,小農模式在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多種形式下繼續保持。

除了農場主及其家人外,美國農場的運作常常也需要雇傭勞動力,即農場工人(farmworker)。這一塊人口數量不小,但在美國的人口統計中算為工人,而且因為不少是季節性雇工,流動性很大,所以也沒有很確切的數據,估計是200萬到400萬之間。他們絕大部分是來自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地的合法或非法移民。根據美國勞工部1995年的一項抽樣調查,美國的農場工人70%出生于美國本土之外,1/3以上是非法勞工,童工現象也很嚴重,大概有8%的17歲以下的童工。[7]在過去的十幾年里,非法勞工和童工的比率一直在持續上升。同時,非法勞工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美國法定的最低工資。加州的農業重鎮Fresno是美國城鎮中人口貧困率和營養不良率最高的,就是因為聚居在這里的大量農業工人收入極低。而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美國這種農業模式的運行才得以維持。

除了社會公平問題外,美國農業高度機械化和化學化,帶來了非常嚴重的水土流失。在20世紀30年代,由于干旱和不恰當的大規模開荒造成沙塵暴肆虐美國中部大平原后,美國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改良性措施,包括強制周期性休耕等,在避免農產品過剩的同時緩和土地退化等問題,但也只有美國這樣人少地多的國家才有可能如此做。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人多地少的東南亞國家,所有土地都周期性休耕顯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即便有休耕等措施,也只是緩和了不恰當的耕作方式帶來的危害以避免大規模沙塵暴等短期尖銳問題,并沒有解決長期不可持續的問題。美國農地表層土壤從1960年以來流失了一半。表層土壤是一種緩慢可再生資源,而現在美國表層土壤流失的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8]這很明顯是不可持續的。同時,由于不恰當的灌溉方式以及化肥施用,有5500萬到6000萬公頃的土地(大約占美國可耕地的1/10左右)在過去五十年里因鹽堿化而土質退化嚴重。[9]作為有幾千年農耕歷史的中國,如果自古以來一直采用美國式耕作方法,很難想象現在的中國除了沙漠還會剩下其他什么。

化學化農業還有一個時間上效益遞減的問題。以美國玉米為例,1980年平均每施用一噸化肥可以收獲15到20噸玉米;到1997年,每施用一噸化肥只能收獲5到10噸玉米。[10]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今天的中國并更為嚴重:由于土壤有機質的減少和土地生態系統的退化,農民必須使用更多的化肥、農藥才能維持同樣的產量,再加上化肥和農藥價格在過去十幾年里平均每年上漲10%以上,使得農民要不斷增加投入才能保持同等收入,這實也是三農問題的原因之一。產業化大農業帶來的大規模單一化的種植,也使得一些病蟲害的大規模爆發即使在農藥的施用下也無法控制。1970年美國玉米由于某種玉米小斑病菌大流行(south corn leaf blight epidemic)減產15%,其中受災嚴重的伊利諾斯州減產25%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片面追求高產,大面積連年使用某種雜交玉米——當時該品種種植面積占全美85%以上,但該品種容易受玉米小斑病菌T小種的感染,最終導致了不可控制的病害爆發。

大規模單一化種植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長途運輸才能到達終端市場。2001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西部地區的食品,從農地到餐桌,平均經過1518英里(2429公里)的長途跋涉。[11]同時隨著產業鏈的加長,消費者支付的食品費用更多的用于運輸費、包裝費、人力費和銷售產品所需的各種投入,農業生產者得到的比例不斷降低,面臨“不擴產,就出局”的選擇。依靠大型農業機械和化肥農藥、長途運輸,所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得美國農業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農業。每生產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12]這種所謂的現代農業,其實是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轉化成食品。很顯然,如果沒有大量廉價能源的支持,這種農業模式只怕也會同樣面臨朝鮮農業的困境。除了如前所述嚴重的社會公平和環境問題,美國農業依然需要政府的巨額補貼。根據美國農業部2006年的預算,美國2004年花在農業補貼上的資金超過80億美金,在2006年的預算中該項支出更是超過160億美金。[13]如此高額補貼,單純從食品支出來看,美國消費者確實從中受益:他們只需要拿出家庭可支出收入的9%用于購買食品——這個比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要低。但如果從公眾健康等多方面整體衡量,其后果并不正面。農業補貼更多地集中于產業化大生產的大宗農產品,例如玉米和大豆,于是食品加工業也不斷開發出新的方法來使用這些價格低廉的農作物。一些幾十年前并不存在的產品諸如高糖玉米糖漿、氫化植物油等等,如今都廣泛地作為糖類和脂類添加于各種食品中。[14]其結果,就是美國人平均消費越來越少的蔬菜、水果等健康食品,消費越來越多的高糖高脂過度加工的食品。這是美國肥胖癥流行的一大原因。三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和900萬六歲以上的兒童都患有肥胖癥。[15]肥胖所引發的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一部分癌癥等)代價是如此之大:盡管醫療技術不斷發展,醫療費用更是節節上漲,但當代美國人比其父母輩預期人均壽命更低,這是美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在半個世紀之前,美國人支出的16%用于食品,9%用于醫療;今天這個比例基本上顛倒了過來,9%用于食品,17%用于醫療并繼續上揚。從這個意義上講,過去五十年來美國農業和食品體系發展的實際效果是:美國人把吃飯的錢省下來看病吃藥,更加不健康,人均壽命更短。

近年來關于中國發展的討論中,恩格爾指數(食品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支出的比例)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不少人假定恩格爾指數越低就意味著發展程度越高。美國的例子表明這很有可能是一個誤區:無論是為了消費者的個人健康,還是為了農業和工業、農村和城市的均衡發展,恩格爾指數都不是越低越好。

正是因為前述許多問題,美國一些生產者和消費者開始聯合起來改變生產和消費模式。一些城鎮制定相關規定支持農民市場(farmers’market)——在特定的日子里,農民有場地直接銷售其產品,而不是通過農業綜合企業和超市系統。通過農民市場或者社區支持農業方式,直接從農民手中購買食品的顧客也在穩步增加。同時很多學校和企業單位的食堂也更多購買新鮮的本地生產的食品。許多類似于“從農場到校園”的網絡也慢慢開始推廣。[16]筆者十余年前在美國第一次見到農民市場及相關宣傳時不是不驚訝的:這就是我們從小就很熟悉的農貿自由市場嗎?居然值得這些美國人當作新鮮事物來推廣?在更多地了解了美國農業體系及其問題后才明白其中的原由。

五、危機下的中國農村

石油產量峰值的到來將動搖全球糧食體系的基礎,而農業所依賴的天然資源,在今后幾十年內可能因為氣候變化而惡化。古巴和朝鮮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歷過的困境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大家都會面臨的未來,無論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里已經狀況堪憂的農業部門,還是西方國家享受政府高補貼的農業。關于中國農業發展的討論中,有人還在繼續片面強調農業的商品化、產業化、集中化——這些方面美國的農業可以說是做到了極至,但其結果卻是:農民面臨“不擴產,就出局”的選擇,苦不堪言;環境遭受破壞;公眾健康也受到威脅。[17]古巴的農業表明是存在另一種選擇的——在對農業和糧食體系進行適當重組的情況下,增加產量和提高質量而同時減少化學制品的使用,加強農業的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公平是有可能的。

我們不太可能像古巴和朝鮮那樣突然遭遇石油產量快速下降的情形——蘇聯及東歐解體之后,兩國來源于化石燃料的農業投入(石油、化肥、農藥等)一半以上幾乎在一夜之間消失不見———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石油及其衍生品的價格將逐步而穩定地提高,使得傳統的化肥、農藥的使用日益變得讓人負擔不起。這是我們相對于古巴和朝鮮而擁有的優勢,幾乎沒有人預測到蘇聯集團會突然解體,但我們卻知道石油產量峰值將要來到并有時間做好準備。我們同樣也有不利的方面:石油產量峰值將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而全球變暖很有可能對農業雪上加霜。所以,我們有可能面臨巨大的全球性的糧食危機,不大可能有足夠的國際援助來幫助人們度過這一緊急狀況——或者是我們現在就開始為危機做準備,或者大自然將來收拾我們。

正在進行時的經濟危機,也對我們繼續現在的農業模式、城鄉模式提出了挑戰。由于來自歐美的訂單減少,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大量出口導向型工廠減產或者停產,大批農民工失業。據2008年底的一項估計,大約有兩到三千萬農民工失業,近千萬不得不返鄉。但這場危機,盡管糟糕如斯,卻也能夠提供中國機會,重新審視出口導向型和資源密集型的增長戰略。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巨大,但農民、農業和農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三農問題就是明證。以珠三角為例,過去是魚米之鄉,現在一半左右的糧食需要外地調入。只需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全中國都像珠三角一樣“發達”,中國人吃什么?也許有人會說,只要有錢,到國際市場上買就是了。可是,國際糧食市場稻米年交易量,不過中國稻米年消費量的1/10左右。如果全中國都變成珠三角,我們將無糧可買。中國必須盡量自己養活自己,因為我們別無選擇。

現在,中央政府四萬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總數可能高達十萬億人民幣的配套計劃中,是否投入了相當的資金來試圖解決包括農業在內的經濟結構性問題,還是為了救市而救市,力圖維持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從繼續虛高的股市和樓市來看,情況并不樂觀。其實,對于廣大農村來說,有許多可能的投資和建設能帶來長期環境、經濟與社會效益。許多灌溉水渠與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嚴重破損——2009年春北方大旱所造成的許多損失,與此不無關系。修復這些基礎建設以及發展新的水利設施可以大大改善農村和農業,有助于應對干旱與水患,為氣候變化做好準備。種植樹木、復育防風林以保護農地免于土壤侵蝕等,也具有同樣的效果。同時,隨著近千萬民工因下崗而返回鄉村,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去推動更為勞動密集型、知識密集型而更加可持續的有機農業——當然,這需要政府的引導和支持。這樣的單子可以繼續開列下去,只要人們愿意放開眼光并擺脫當前發展范式的思維局限進行思考。許多這樣的項目所帶來的物質利益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出來,地方政府和民眾可能因此不愿意采納這樣的做法。畢竟,在過去的幾十年間,我們已經如此深長地浸潤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的文化氛圍當中了。然而,當前持續著的經濟危機難道不正是為我們提供了足夠的理由去質疑這種文化嗎?

除了政府的引導和投資,支持可持續生態農業也需要我們每一個消費者改變消費觀念,意識到我們要為真正好的食品付出更高的價格,而不是為垃圾食品付賬單。的確,由于種種原因,有機食品現階段價格比較高,可是,我們支付多少錢消費麥當勞、肯德基和可口可樂這類高糖高脂過度加工的垃圾食品?為什么不能把同樣的消費轉移到購買健康食品?我們完全可以在不改變食品支出費用的情況下,獲得更好的生活品質,這其中的關鍵就在于改變觀念,把食品支出放在支持當地產品、有機產品上。這樣的消費對自己的身體健康、對生產者、對整個農業的生態良性循環都有好處,何樂而不為?而這一點是城市的中產階級消費者完全可以做到的。中國人花在購買碳酸飲料上面的錢,一年大概是1500億,其中一半以上利潤被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拿走。如果我們把這個錢花在支持當地有機農業上,將是多么巨大的潛力!也許有人會說,可口可樂為中國創造了不少就業崗位,實現了很多利稅,如果大家都不喝,政府收入會減少,有不少人會失業。可是,把喝可口可樂的錢用于購買有機農產品及其加工產品,相關的產業發展起來,而且沒有跨國企業抽取利潤,完全可以創造同樣甚至更多的工作機會,讓更多的人安居樂業。如果鄉村能夠提供溫飽又有意義的生活,更多的年輕人會留在鄉村,而不是寧愿居無定所、受盡歧視地在城市打工。而生態農業及相關產業比綠色革命農業模式更多地提供了這個可能性。

以中國嚴峻的資源條件——人均耕地不足美國的1/10,如果繼續試圖學習美國農業的道路,也許我們連改正錯誤的機會都沒有。不僅僅決策者,普通民眾也需要考慮如下問題:我們是應該努力維持目前的體系——綠色革命后對廉價石油及其衍生品高度依賴的農業和食品體系,使局面盡可能長地維持下去,還是應該采取先發制人的改革措施來避免災難?這種選擇可能將決定我們最終會實現一種像古巴那樣的可持續農業,還是遭遇像朝鮮那樣的災難性饑荒。

注釋:

[1]United Nations FAO/WFP,“Special Report—FAO/WFP Crop and Food Supply Assessment Mission to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November 12,1998.
[2]Peter Rosset,“Alternative Agriculture Works:The Case of Cuba”,Monthly Review Vol.50,No.3,July/August 1998.
[3]Nilda Pérez&Luis L.Vázquez,“Ecological Pest Management”,in Fernando Funes,et al.(eds).,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Transforming Food Production in Cuba,Food First Books:Oakland,2002.
[4]Miguel A.Altieri,“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Agroecology in Cuba”,in Fernando Funes,et al.(eds.),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Transforming Food Production in Cuba,Food FirstBooks:Oakland,2002.
[5]Fernando Funes-Monzote等:《多樣性和高效性是生態集約化農業的關鍵》,http://china.leisa.info/index.php?url=getblob.php&o_id=235869&a_id=211&a_seq=0.
[6]Luis Garcia,“Agroecolog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in Fernando Funes,et al.(eds.),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esistance:Transforming Food Production in Cuba,Food First Books:Oakland,2002.
[7]US Department of Labor,“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Workers Survey:A Profile of U.S.FarmWorkers”,http://www.doleta.gov/agworker/report/main.cfm.
[8]“Seven Deadly Myths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Myth Three-industrial Food Is Food”,in Fatal Har-vest:the Traget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Island Press,2002.
[9]“Vanishing Basics:Soil and Water”,in Fatal Harvest:the Traget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IslandPress,2002.
[10]“Artificial Fertility: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Industrial Fertilizers”,in Fatal Harvest:the Tragety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Island Press,2002.
[11]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olicy factsheet,“The Costs of Cheap Food”,http://www.iatp.org/iatp/factsheets.cfm?accountID=258&refID=36142.
[12]Mario Giampietro&David Piemtel,“The Tightening Conflict:Population,Energy Use,and the E-cology of Agriculture”,in NPG Forum Series,1993 Oct:1-8.
[13]USDA(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Y 2006 Budget Summary and Annual Performance Plan,http://www.usda.gov/documents/FY06budsum.pdf.
[14]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olicy factsheet,“The Costs of Cheap Food”,http://www.iatp.org/iatp/factsheets.cfm?accountID=258&refID=36142.
[15]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Trade and Policy report,“Food Without Thought:how U.S.Farm PolicyContributes to Obesity”by Heather Schoonover and Mark Muller,http://www.iatp.org/iatp/publications.cfm?accountID=421&refID=80627.
[16]Ibid.
[17]Ibid.

文章來源:《開放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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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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